针对俄罗斯反对派领袖阿列克谢 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的司法程序从头到尾都有些吊诡的意味。说来奇怪,吊诡的不只是以盗用公款之名将他定罪,还包括决定将他保释以等待上诉。俄罗斯法律中没有规定这种保释,而检方和辩方同时要求保释,表明该决定显然是出于克里姆林宫的政治考虑。
至于弗拉基米尔 普京(Vladimir Putin)的动机究竟何在,人们不得而知。但纳瓦尔尼获得保释之后,很可能得以参加9月份的莫斯科市长选举,克里姆林宫看来是希望营造出公平竞赛、结果合法的印象。这一考虑格外重要,因为现任市长谢尔盖 索比亚宁(Sergei Sobyanin)已经破坏了选举的合法性——他突然将选举提前两年,明显是企图让对手来不及开展竞选宣传活动。
西方政府、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对纳瓦尔尼受审一事的批评是理所当然的——这只是俄罗斯司法系统滥用权力、打击普京政府批评者的最新一例。滥用权力不仅本身是错误的,也阻碍了俄罗斯作为法治(尽可能地法治)国家和经济体的发展。西方政府也有权批评俄罗斯政府,因为很多被俄罗斯官方打击的人都是反腐败活动人士,而腐败是影响西方对俄投资和俄罗斯总体发展的最大障碍。
然而,谴责针对纳瓦尔尼等俄罗斯反对派人士的非法之举,应当与在政治上支持他们划清界限。我们不能在俄罗斯的政治斗争中“站队”,而且,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令反对派沦为西方的傀儡,并加剧普京政府的疑虑与恐惧。
对于俄罗斯,我们有必要牢记这一点。对于中国,这也是至关重要的。西方与中国政府的理性合作对人类的未来很重要,但如果中国人认为西方想设法毁灭中国政府,然后摧毁中国这个国家(许多中国人的确这么认为),这种合作关系将遭受浩劫式的破坏。
因此,西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不应支持反对派运动,哪怕是我们同意他们的方针。不过,对于纳瓦尔尼和他最亲密的伙伴,我们还需要仔细审视他们的部分方针。因为,纳瓦尔尼是一个典型的民粹主义者,没有摆脱那种相当普遍地把反腐败与民族主义糅杂在一起的民粹倾向。这本身不应受到谴责。俄罗斯人对国家具有强烈的依附感,这对俄罗斯乃至整个欧亚大陆的稳定都很重要。
但这种国家认同必须是所有俄罗斯人共同享有的,不分民族、不论宗教。问题在于,纳瓦尔尼的民族主义思想中含有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的因素。这表现为,在同表示“俄罗斯的”的两个俄语单词中,他更青睐Russky(含有强烈的俄罗斯族特征意味),而不是Rossianiye(暗含对国家的拥护);他不断诉诸于反移民情绪(常带有反穆斯林的尖锐态度),而且不仅针对外来的穆斯林移民,还针对俄罗斯国内的穆斯林移民;他还与激进右翼团体“反非法移民运动”(DPNI)有联系。在这些立场的驱使下,与其说纳瓦尔尼是一些西方人想象中的英雄,倒不如说他更像是荷兰极右翼民粹主义者海尔特 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
普京尽管缺点不少,但总体上来说,普京坚持一个不同的俄罗斯传统,这种传统深深植根于俄罗斯历史。的确,考虑到俄罗斯疆域辽阔、民族多样,一切其他形式的民族主义都有可能造成灾难。西方观察人士不能将对普京盲目的仇恨转化为对任何反对派盲目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