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几乎导致全球金融系统崩溃，在过去6年里，美国却错失了进行真正改革的良机。党派纷争、顽守既得利益以及失败的政策直接导致危机的发生。
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如何管理金融市场上有分歧，金融业自身也在不断游说并影响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当有人试图改革时，那些空想家和利己主义者却利用国会和联邦制度来阻碍缓解危机的措施。美国政府在避免成千上万普通民众失去房产上无所作为，华尔街的银行家、基金经理和律师则赚得盆满钵满，并在惩罚到来前逃之夭夭。
美国一些政策制定者认为，美国从金融危机中汲取了教训并做出相关改革，类似灾难不会再发生。事实恰恰相反，美国银行业比危机前更为集中，抵押贷款市场及衍生品市场的相关政策依旧，金融业利益集团的游说仍然大行其道，国会在降低金融产品复杂性上的努力难见成效。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金融业利益集团四处游说，寻求更少的法律限制，使偏向它们的监管机构获得更大的自由裁量权。直到2010年，最严重的危机已近尾声时，国会才通过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多德—弗兰克法案》）。而直到今日，《多德—弗兰克法案》的规章制度大半没有落到实处。法案选择通过复合监管来改善金融系统，而这样的监管充斥着复杂的法律和制度程序，使金融公司可以利用其资源和专家团队钻空子。
在我们看来，金融创新在宣称降低经济风险的同时，却制造出更多“政治”风险。对那些沉溺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陷于无可救药的空想主义的政客而言，几乎没有从此次危机中汲取教训。面对危机而好逞口舌的国会议员，可以无障碍地从容穿梭于政商两界，让华尔街有能力放倒所有试图全力执行《多德—弗兰克法案》的监管者。
我们该如何从中汲取教训？新兴市场国家该如何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简单地用国内生产总值对照不同国家发展过程，答案一定不尽如人意。一个多世纪里，科学技术的变化天翻地覆。通讯方式、数据处理等方面的进步，使复杂金融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得到长足发展，危机也孕育其间。“悲剧”在华尔街上演，也可能在世界其他地方上演。
美国的政治瘫痪在引发危机和阻碍改革中发挥了作用，我们相信其他国家能从中汲取教训。市场化改革可以取得巨大成功，但市场和金融系统依然需要政府调控。金融市场，往往受益于政府直接或隐形的庇护，需要严格监管和引导。盲目追求复杂的金融工具很危险，因为这种复杂性更多地被用来规避政策限制。此外，保持政策的连贯性、防止利益集团影响政策制定也很关键。 （诺兰·麦卡迪 霍华德·罗森塔尔 基斯·普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