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2009年才成立的政党在意大利的议会选举中异军突起，一跃成为意大利第三大党，这就是由前喜剧演员格里洛领导的“五星运动”。每四个选民中就有一个将选票投给这个没有组织结构、严格意义上来说都不能称之为“党”的组织，不仅是格里洛对意大利现状无情刻薄的批判深得人心，也是许多选民对蒙蒂政府上台以来执行的财政紧缩政策明确说“不”。
和欧元区所有重债国一样，意大利在紧缩政策下虽然初步遏制了严重的债务危机，但经济衰退也如影随形。2012年意大利经济下滑2.3%左右，失业率达11.4%。2013年经济可能继续萎缩，失业率继续攀升。欧洲的政策制定者认为，执行严格的财政紧缩政策、进行结构性的改革是使重债国走出危机的关键，但一些经济学家和研究机构开始检讨紧缩政策的弊端，认为一味地强调紧缩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即将离任的高盛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金砖四国”概念提出者奥尼尔就表示，意大利选举由反紧缩政策的政党囊括过半票数，这一事实应该说服欧洲各国政府重新评估恐对欧元未来造成威胁的限制性经济政策。更明确的反对者是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他认为，实施了严厉紧缩政策的国家都出现大幅经济下滑，而且紧缩的程度越高，经济下滑就越厉害。同时，紧缩政策甚至连减轻债务负担的最低目标也未能达成。相反的是，采用此种严厉政策的国家都发现负债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有所上升，因为经济活动的衰减已经超过了借债的削减程度。而且，由于这些国家的紧缩政策并未被其他国家的扩张政策所抵消，欧洲的总体经济，本来就从未从2008至2009年的危机中整体恢复，又重新陷入了衰退，失业率节节攀升。
即使承认这些问题的存在，欧洲特别是德国为代表的决策者仍然坚持，紧缩和发展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欧洲必须坚持紧缩政策。德国人的想法是，这些陷入危机的重债国必须为自己不负责任的过去付出代价，就像德国经历了痛苦改革的十年而重显活力一样，这些国家也应该咬紧牙关，坚持改革，增强竞争力。克鲁格曼因此抨击蒙蒂基本就是德国安插在意大利政府的利益代言人，对这个已然经济凋敝的国家实行紧缩财政政策。
欧洲可能需要新的改革与发展的政策。奥尼尔认为欧洲的决策者应该认识到，紧缩政策不是唯一的模式。但什么样的政策更有效更切实际却没有很好的答案。意大利人用选票表达了他们对紧缩政策的反对，但赢得选票的政党如“五星运动”虽然戳中了他们称之为“毁了意大利那些党派”的痛处，对于如何带领意大利走出经济困境却只有乌托邦式
的幻想，比如说通过保障和增加公众对信息和服务的获取权利来减少浪费，削减赤字。保守的《经济学人》因此讥讽说五星运动的崛起意味着大量意大利人还不明白目前他们的经济状况糟糕到什么程度，他们似乎相信有人能用某种魔法把目前困扰他们的问题驱散。（丹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