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尚未进入“后危机时代”。美国金融危机已逾5年，目前仍处于“复苏趋势+不确定性”状态，即将到来的“财政悬崖”为走出危机增加更多变数，QE4则是埋下下一次危机的定时炸弹。欧债危机癌症无解，其深层原因是人口老龄化、产业空心化、财政债务化、福利超前化与民主竞选极端化的“五大矛盾”交织，加上财政政策差异性与货币政策统一性矛盾的“体制搅拌”。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和债务问题比欧美还要严重，加上地质、资源难题和政治乱局，已是疑难杂症，“失去20年”后还将继续“失去”。新兴经济体则两面受夹，出口增长困难，通胀威胁加大。因此，世界经济不但尚未走出危机，而且美、欧、日、新兴经济体构成了一个“平行四边形”，“平行四边形”的灵活性预示着明年世界经济更不确定。
金融、债务与经济危机乃至政治、社会与文化危机，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传染的，解决危机不能单兵作战，而要综合治理。其他危机不解决，某一危机即便暂时缓解也无济于事，甚至还会再反复。此次危机的最终解决无外乎三种方式：一是经过充分消化和调整，逐渐解决产业空心化、财政债务化、发展失衡化、福利超前化等深层次问题，而不是靠简单打补丁实现表面的、暂时的缓解。这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二是依靠新一轮技术革命，改变现行生产方式，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大调整，继而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但“远水难解近渴”。第三是战争。如果经济危机加剧利益集团矛盾，经济问题就可能变为政治问题、军事问题。这是不以善良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二战结束已经快70年了，尼采讲“和平是两次战争的间隙”，这决非危言耸听。但现在是核时代，大国政治家要清醒，决不能走这条路。
中国作为新兴国家的重要成员，必须先做好自己的事。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产能过剩矛盾加剧，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和创新能力不足并存，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和政府承担的刚性支出增加矛盾凸显，消化过剩产能和稳定就业之间面临两难选择。此外，金融领域存在潜在风险，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矛盾仍然突出，收入分配不合理问题受各方高度关注。总的来看，尽管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国际环境和内涵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新的应对策略。
新形势下有三个战略重点。一是均衡构建“三驾马车”，保持投融资力度，稳住出口份额，把重点放到提振内需上来。二是把城镇化作为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三是继续创造改革红利。中国历时30年的制度红利、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全球化红利正在消减，在新时期必须以提高人口素质和优化产业结构来延长或替代传统的人口红利，延长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同时以更大勇气更高智慧推进改革，创造新的“改革红利”。（唐双宁 光大集团董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