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多个场合反复提到几个数字：欧盟人口占世界9%，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球25%，而福利开支却占世界50%。这几个数据突出表明了欧盟的高福利政策，也说明了这种政策为什么不可持续。在欧洲主权债务问题久拖不决的背景下，人们对这几组数据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欧债问题的中心——希腊，有人这样描述一个公务员的工作状态：上午九点上班，下午两点半下班，每天工作不超过五小时，每年休假不少于一个月，拿14个月薪酬，比私企高一倍，三天两头还能拿些奖金。
上述种种，要在其他国家基本上可以称作“白日梦”，但在希腊却是活生生的现实。所以有俗语称，“宁为希腊公务员，不做华尔街银行家。”当然，享受高福利的不仅是公务员，贩夫走卒也不例外。希腊是欧洲高福利的缩影。欧洲提倡“全民共享”，号称“从摇篮到坟墓”。长期以来，高福利成了欧洲标志性符号，有效地缓和了社会矛盾，被称为“社会稳定器”。殊不知这个“社会稳定器”却在不知不觉中给欧洲社会带来了诸多不稳定因素。
首先，拖累了经济发展。高福利制度忽视市场配置机制，片面地强调提高劳动者保障水平，加重了欧洲企业社会税费负担，使其无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胜出。不少欧洲企业都将实业转移到其他地方，也导致欧洲产业空心化，经济难振。
其次，积累了债务风险。以希腊为例，本来经济底子就不厚实，除了海运业和橄榄油出口，就靠爱琴海旅游了。希腊经济水平虽不高，但福利水平却超高。以2001-2010年为例，希腊经济年均增速为5.6%，而社会福利年均增速却达到9.4%。希腊政府要维持高福利，只能举债度日。近十年来，希腊每年公共债务占GDP比例一直在90%以上，其中8年超过100%。
此外，减弱了社会凝聚力。高福利制度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欧洲人的国民性，欧洲人由朝气蓬勃变成老气横秋，由冒险进取变成贪图享乐。面对欧洲糟糕的经济形势，习惯了舒适生活的欧洲人很难共克时艰。更加残酷的现实是，欧洲65岁以上的老人比例达到16.5%，远超7%的国际警戒线，人口老龄化十分严重。社会对福利要求越来越高，而经济水平不断下滑，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欧洲不少有识之士已看到，这种“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已难以为继，改革势在必行。在债务压力之下，欧洲各国政府也启动了一些改革措施，尝试着抑制社会福利增长速度，减轻政府和企业的福利负担，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改革之路注定荆棘载途。
对于深陷“高福利、高失业、高债务和低增长”泥潭的欧洲，高福利与财政平衡之间的博弈仍在继续，经济困境与社会动荡相互交织，互为因果。如何走出高福利的困境，探索建立健康的社会福利制度，维持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平衡点，“既把蛋糕做大，也把蛋糕分好”，这是摆在各国面前的一道共同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