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田政府对国际政治的无知、国际关系常识的匮乏、对中日关系史的蔑视，着实令世人忧虑。
野田政府“购岛”闹剧，既脱离了中日经济关系史的轨道，也偏离了中日政治关系史的方向，严重背离了和平合作、互利共赢的时代大潮，既反映了其“政治迷失”，也堪称“经济忘义”，无疑是对日本国民、企业，乃至地区利益的践踏。其对国际政治的无知、国际关系常识的匮乏、对中日关系史的蔑视，着实令世人忧虑。
冷战坚冰期：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2年9月，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中日建交的动因在于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的两个声明。
一是1971年6月，尼克松突然发表声明，要访问北京，在冷战坚冰时期这一举动对国际政治构成强大冲击，由此，国际政治格局事实上从“两极对立”演变为“中美苏大三角”，中国的国际政治地位提升，日本在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中作用下降，其亚洲影响力遭到削弱。
二是1971年8月，尼克松发表声明，废止“黄金美元固定价格关系”，事实上否定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基础，从此国际货币体制的汇率决定机制演变为美元主导的自由浮动汇率制。战后美国“赐予”日本的“1美元=360日元”的优惠汇率不再成立，日本经济进入“没有航海图的时代”，由此也给日美贸易货币关系埋下了摩擦对立的种子。
与此同时，在上世纪60年代末，美国暗中制定了“石油、美元、战争一体化”战略，引起中东动荡。作为资源小国，日本的石油安全受制于美国全球战略，迫使日本不得不寻求新的石油供给源。当时，田中角荣在访华前就曾与属下商议“可否与中国共同开发尖阁列岛(钓鱼岛)海域的石油”，并提出让与中国关系良好的法国中间斡旋的方案(参考若宫启文著、吴寄南译《和解与民族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
显然，国际政治、经济的双重困境成为推动日本急于率先打破冷战僵局，克服美国越顶外交，直接与中国恢复邦交的历史动因。
1978年8月中日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后，大平正芳政权迅速于1979年决定向中国提供政府日元贷款，其根本意图，不仅在于要尽快构建稳定的中日政治关系，也包括为日本企业先于欧美展开对华直接投资提供政府担保的意义。
而此后为扩大日本企业对华投资，中日两国政府在中国加入“有管理的自由贸易体制”(关贸总协定及世界贸易组织)前，便签署并修改完善了《中日投资保护协定》，极大地促进了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由此带动中日贸易深化、扩大，形成了中日产业分工体系，并与东盟、韩国等一道推动了东亚产业分工体系的形成。这也成为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地区合作的产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