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蝙蝠侠”枪击血案凸显出美国枪支管理制度性的不作为。制度性不作为之所以在美国能够长期存在，除了“枪民”手中的选票足以让敢于拿枪支管理说事的人丧失政治前途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政客以及枪支利益集团一套惯用的说辞。
说辞的基本逻辑很直观，人才是枪击血案的罪魁祸首。按美国步枪协会的说法：疯狂的人做疯狂的事；枪支本身没有罪，它既可以是防身的武器，也可以是打猎娱乐的工具。站在枪支游说集团一边的政客，不仅强调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保护民众拥有并佩带枪支的基本权利，而且还从各个角度利用“事实”说话。例如，科罗拉多州州长希肯卢珀认为，“蝙蝠侠”枪击血案制造者霍尔姆斯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即便不使用枪支的话，他也会通过制造爆炸或者毒气等其他方式达到同样的目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在接受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称，挪威有着严格的枪支管理制度，可是布雷维克还是搞到了枪支，制造了大屠杀，可见严格的枪支管理和枪击血案的减少和预防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
说到底，这套说辞的核心就是，一旦一个人打定主意做坏事，那么无论什么措施，包括最严格的枪支管理制度，都阻止不了。因此，针对惨案的反思和后续措施，应该对人不对物。而在更深层次上，支撑这套说辞的是“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至上”观念：个人的成功和失败，善良或者邪恶，唯一的原因在于自己的努力和选择，与周遭的群体和环境无关，责任当然也只能由个人承担。非传染性慢性疾病成为全人类致病死亡的主要因素，控烟和肥胖控制成为减少非传染性慢性疾病的关键。烟草业和食品业也采用类似的说辞，极力鼓吹吸多少烟和吃多少是个人自主的选择，国家无权干涉。
“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至上”在将个人原子化的同时，完全忽略了个人所属的群体和环境。研究显示，美国发生枪支致死事件的概率是高收入国家的15倍，是北约其他国家的10倍；世界范围内主要的吸烟人群居住在中等或者低收入国家中，就单个国家来说，吸烟者显著地集中在社会阶级的中下层；发达国家的超重肥胖现象也往往主要发生在低收入群体中。这些研究结论意味着，只要身处美国，人就要面临着更高的受枪支伤害的风险；只要是处于社会的中下层，人就更可能吸烟和超重。据此，世界卫生组织在21世纪初提出了健康（包括免受各种暴力）的社会决定因素理论，强调社会因素对于健康的重大影响。
如果说健康和安全不仅取决于个人选择，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所属的群体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那么美国多次发生的大规模枪击血案就不仅仅是个人因素的作用，枪支泛滥的结构性因素不能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