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重大建设项目选址引发反对的事例并不鲜见：从2007年厦门海沧PX化工项目风波、2008年台州居民抗议大石化项目风波、2011年大连福佳PX项目风波，以及广州、北京、上海等地居民抗议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类似事件应该引起政府投资和民意对接上的反思。它们都是政府招商、立项、环评甚至批准开工在先，当地民众知情在后，在政府和企业看来无伤大雅的污染风险，在民众眼中均成为洪水猛兽。
一个疑问油然而生：这类“政府好心招商、公民拒不领情”的建设项目风波，是否是发展中的中国所独有的成长“阵痛”？其实不然！因重大工业建设项目选址问题而引发的公民抗议风波，历来在全球范围内都可谓随处可见。
2011年5月，在南美洲的智利，被当地舆论称为“伟大工程”的阿亚森水电站项目因引发公民大面积强烈抗议而叫停；今年6月，因抗议投资48亿美元的铜矿项目，同为南美发展中国家的秘鲁，成千上万居民走上街头，引发流血冲突，全国甚至因此被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即使在发达国家的美国，小镇居民的抗议逼停国家重大项目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不久前还有激进环保人士卧轨抗议杜克能源使用煤电。我们的东亚邻国日本，号称“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就没怎么经历过大规模抗议的国家”，自从去年9月至今，动辄数以万计公民参与的反核电游行抗议层出不穷。
然而，发生在发达国家的类似风波，这些公民参与的抗议活动多数都是和平有序的，不仅没有酿成流血骚乱，甚至连公共交通等社会秩序都影响甚微，警察执法也是严格限制在防控抗议活动引发的安全问题等方面，而且事态的结果多数都是公众一方战胜财大气粗的投资方，不少重大建设项目经过投资方大力修改完善其污染防控措施后得以存续、完成，少量则迫于强大公众舆论压力而最终夭亡。无论结果如何，政府作为公民与投资方的中间裁判，其道德权威与合法性并未受到太大损失，甚至算得上安然无恙。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类似风波能善始善终甚至因祸得福呢？
在美国，重大工业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投资方往往同样财大气粗。更为关键的是，其自身也好，与之紧密相关的游说团体也好，都是当之无愧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虽然非常强大，但他们却不仅不能为所欲为，相反，在面对下述诸多压力和监督时甚至如履薄冰：有来自各种法律法规的约束压力，有来自司法机关的司法监督压力，有来自环保等公益利益集团的对抗压力，有来自媒体舆论的批评监督压力，更有来自社区公民及其组织合法有序抗议的利益维护压力。
联邦的“空气清洁法案”及各州和地方的相关法律，是高悬于各种重大建设项目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投资方与环保组织、社区公民等利益集团之间相对公平的相互博弈，是确保各种重大建设项目不至于成为一方滥用优势而赢家通吃游戏的“平衡缓冲器”；社区公民积极有序的知情、参与等，则成为这类重大建设项目能始终置于众目睽睽之下的“探照灯”。在此背景下，美国地方政府若要引进重大建设项目，即使你将其税收等好处说得天花乱坠，对其内部风险等重要信息的提前披露和详细说明依然是其首当其冲的第一要务，否则他们无力承担起欺瞒的严重政治后果。
此外，美国公共项目在立项前就要接受审计部门的可行性和财政预算审查，而且直接向立法机关汇报审核，立项前的评估和审查都要公开透明，项目立项后检察官办公室和各种监督机构介入，实行每周报告制度，还有日常巡检，全过程的细节甚至都有量化公开，并接受质询，还有独立于规划部门的专业机构协助公众监督，事后追责自不在话下。而中国的公共项目因为公众事后方能知悉，引出政府马后炮式地解释和善后，代价太大。
当然，更为关键的是，由于美国相对成熟完善的财税分权制度，使得地方政府虽然也有扩充其财税收入的冲动，但多数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源是财产税、销售税而非企业所得税（联邦、州的转移支付及举债也是一大途径），所以对招商引资尤其是前述“四高”项目的青睐和饥渴，远不及主要仰仗企业所得税的中国地方政府那么强烈，也是中美在这方面形成鲜明反差的重要原因。
正是由于具有前述法制体制机制的层层保障，美国一些重大建设项目在经历公民有序参与的“洗礼”之后，往往必须经过重大改进完善，如更加严格的环评及环保风险防控措施，更多的社区利益配套措施如配建学校、修缮公园、建设社区广场等基础设施以直接惠及所在社区公民，更多地雇佣当地亟待帮助的群体如少数族群、弱势群体等……经过这些相互谈判博弈并取得妥协共识后，不少重大建设项目最终还是如愿落地生根，公民、企业、政府三方在各退一步后实现多赢。不难发现，实现多赢结局的最关键的一环，正是公民合法有序的参与。
地方政府应该牢固树立一个观念：更加直接全面地惠及当地社区公民而非危及他们，才是重大建设项目获得其认同的法宝；确保社区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在项目的每一个环节都保证社区公民合法有序的参与，是实现重大建设项目各方多赢格局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