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这样的危机传导路径自2008年以来表现明显，愈发令世人认识到，这一次世界面临的调整将是深刻而长期的，特别是当人们将视线投向欧洲大陆，经济的低迷、社会的挣扎，尤其是政治的无力，似乎还将发酵、延续，很难预判什么时候才能走出低谷。
希腊在一段喘息之后，再一次挪入舆论的视野。5月6日大选之后，希腊组阁谈判迅疾陷入僵局。议会选举中，新民主党得票率最高，左派政党联盟和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分居第二和第三。得票率最高的新民主党7日宣布组阁失败，翌日左派政党联盟接手。按照规定，如果三个政党都无法组阁，希腊将再次举行选举。
政治规则很清晰，但前景很迷茫。现在卡住政局的，是要不要兑现此前同欧元区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的救援协议。其实这根本就不该是个问题，因为就在两个多月前，欧元区外长经过马拉松式的谈判，决定批准总额为1300亿欧元的第二轮希腊救助计划，使希腊的债务可以回归到一个可持续的水平。当时，欧盟国家领导人在对希腊信任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几乎要以按手印的方式，要求希腊在国内各政党协商后交出白纸黑字的契文，才答应向希腊开闸放钱。
记得希腊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韦尼泽洛斯在会后返回雅典时说：“对希腊、欧元区、欧洲和世界来说，我们都避免了一场噩梦。”如今，希腊又要反悔了，噩梦又来了。而且，这样的噩梦已经不止一次；并且，可以断定，如果当局者不够清醒，这样的噩梦还会有。
伴随这样的噩梦，当局对内流失的是执政的权威性，对外丧失的是政治的公信力。如果财政危机还有衡量的标准，政府危机的案例，希腊当下的事态，无异是一种表征。
政治危机体现在政权的更迭，希腊之前，是郁金香之国荷兰，再之前，是爱尔兰、葡萄牙、意大利；希腊之后，是法国。再有，到明年，德国将举行大选，有欧洲媒体说，挺德国还是挺欧洲，默克尔政权将在大选中面临考验。这真是一个怪圈，就如同德国政坛的一句口号，为欧洲，就是为德国。然而当一体化的进程将欧洲27国一步步整合为一个联合体，然后眼下的情形却显然表明，欧洲大陆疆界的消退还远远未实现。
这个月的9日，一个特殊的日子。1950年的那一天，法国外长舒曼发表声明，建议法德两国建立煤钢共同体，那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迈向一体化的第一步。在舒曼那一天的讲话中，他说希望一个经济的联盟，一个对战略资源的共享，使得国与国的战争不再可能。这个梦想具有现实的合理性，也同现实时时发生着冲突。其中最难以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一体化过程中，主权怎么办？政权怎么办？
希腊当前的尴尬就是一个显例。今年2月当希腊政府同欧元区签署救助协议之时，连欧洲内部的舆论都惶然地质疑：一纸没有硝烟的城下之盟，已经将债务危机引向希腊的主权流失。然而当希腊人民希望要回主权的时候，政权却瘫痪了。
欧洲政治的缺钙，究竟是什么原因？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经济养分的流失和社会弹性的缺失。在西方政体的原始构想中，政治的权威性来自于选举，经民主选举而获赋权，政府的合法性自然而立。但国家运行的现实基础，往往更直接地体现在经济的增长、民众的获益，后者是政权得以维持和运行的重要条件。当前的欧洲则处于政治、经济、社会的扭曲结构之中，二战以来鲜见的经济整体性低迷，直接导致紧缩政策在欧洲流行，以往欧洲国家引以为傲的高福利制度失去财力支撑，选民的不满直接通过选举制度冲击政府权威，尽管国家政治在政权机制性更迭中得以勉强维持，但权力的矮化直接弱化了积极有效政策、措施的出台和贯彻。政府和社会相互较劲，经济在空耗中乏力前行。
欧洲的政治“无力症”体现在一体化层面，则表现在欧盟国家政治阶层的意志、利益和普通民众心理之间的巨大落差。正如俄罗斯政治学者路基扬诺夫指出的，欧洲一体化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是民主的，它的推动者是精英，他们一直在努力说服民众，一体化不仅对国家有利，也对普通民众有利。欧洲精英的一体化理念具有政治的合理性，然而在世界性金融危机到来并不断传导之时，民众的理解度不断降低，当阻力在国家范围演化，直接导致一体化工程在国家和欧洲层面的脱节，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无论当初一体化的设计者还是当下的推行者，都还没有好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