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佐利克即将卸任世界银行行长一职，再一次将布雷顿森林双生儿（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人这一棘手问题抛给世人。在世行和IMF诞生的时候，凯恩斯曾发出过著名的警告：如果这两个机构不能得到优秀的领导人，那么它们将“陷入永恒的沉睡，永远无法在人世间的法院和市场中苏醒过来，让人听见它们的声音。”
当然，要挑选优秀的领导人，必须有谨慎的选择过程。但是，如今世界正走在相反的道路上，恪守着早已过时的顽固流程，美国和欧洲不管经济状况多么糟糕，分别把持世行和IMF首脑的垄断地位。
从某种程度上说，世行需要新的选人过程，以便选出最胜任的人，不论这个人是什么国籍。最困难的部分应是如何设定世行行长选人标准。在如今的环境下，世行领导人必须适应深刻的全球变革。
近段时间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众多穷国开始赶超发达国家的情景，成功发展的国家名单正在扩大。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穷国正在走出对世行优惠贷款的依赖。
世行的非优惠贷款分支——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仍然具有相当大的意义，特别是在如今四分之三贫困国家已进入中等收入行列的时候。但获得私人融资变得更加容易将迫使人们重新评估IBRD的方式及其贷款规模。比如，各国可能希望世行继续给予中立建议并设定采购和质量标准，但又不希望承受已成为世行融资一大特征的高交易成本。
与此同时，在可预见的未来，世界面临着诸多发展挑战——气候变化、农业生产率低下、水资源越来越紧缺等，这些挑战正日渐成为全球问题。放眼未来，世行需要从向政府提供贷款转向为全球公共品供给提供融资。
发展中国家的逐渐成功给世行带来了智识上的挑战。世行应该成为发展经济学领域研究和政策思想的监护人。目前，世行主要依靠坐落于美国的研究中心，未来世行不能依靠简单的模型和通用模式来号令天下。平心而论，世行已开始向不拘一格兼容并包的方向转变，但新行长必须在这方面走得更远，更多地关注具体情况和个体借款人的需求，从范围更广的成功发展案例中汲取经验。
世行的主要股东也面临着艰难抉择。可以预见，未来为世行提供资源的乃是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国家，而不是深陷债务泥淖的西方国家。反过来，新兴国家也会合理地要求在世行的日常运营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特别是如果世行的注意力转向全球公共品供应的话。
如果现有势力不愿放弃控制权，那么布雷顿森林确定的正式国际金融体系将变得越来越脆弱。新兴市场国家将越来越相信，抛开这一体系是最佳选择，这将给多边主义带来一系列恶果。
这些重大变化和艰巨挑战意味着世行下任行长的首要任务是发动并维持变革，同时寻求世行成员国的支持和合法性。他（她）必须向世人证明自己的领导能力，并坚信世行必须有新愿景、新方法。
在这个变化的世界中，现有的选人程序已经不再合理，而且会导致更大的风险。坚持这一旧程序的后果或许不像凯恩斯预言的那么恐怖，但世行体制僵化导致该机构赞助资金大幅削减的可能性是实实在在的。（德维什·卡普尔是《世界银行官方历史》作者之一。阿尔文·萨博拉曼尼安是彼得森国际经济学研究所和全球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来自Project Syndic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