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新“内阁”除了标榜“行动内阁”外，吴敦义强调要推动“庶民经济”，就是要从台湾人民生活中的直接感受处理经济议题。美国《世界日报》21日社论指出，从表象看，“庶民经济”应不外乎物价和就业两项问题，也是基本方向；但这种方向感谁都知道，而在如何把握方向，既要掌握经济因素，更要看到非经济因素的一面，要让人民有幸福感。
社论认为，物价和就业所以重要者，不仅是现实，更在心理因素。是以物价和就业是一回事，但如何缓解人民的生活痛苦又是一回事。吴敦义想到的是如何有效降低人民的生活痛苦指数，老百姓对生活压力的判断依据不是“国民生产毛额”，而是从股价、餐厅与娱乐场所生意、航空货运业务，甚至在高速公路上奔驰的货柜车数量，因为这些更贴近人民生活。
既然吴敦义想到庶民会从生活中感受经济景气或是萧条，吴敦义可以和庶民共呼吸、共思维，但可否和庶民共患难，进而如何创造庶民生活面的幸福感呢？有无具体提升庶民幸福感的对策和作法，这一步要怎么走出来呢？这不是请“经建会”或哪个单位另起炉灶，再弄出一个庶民经济的指标，从指标的变化订出经济决策。就算台当局都能准确掌握这些指标，也都可以提出对策来，但庶民感觉如何使之更有幸福感，可以排除被剥削或是贫穷的感受，这才是执政能力的展现。
以初入社会的年轻人的平均收入言，要努力多少年才可能有能力买上一栋房子安置家庭，这就是庶民经济首先要面对的难题。努力30年，如果还停留在无壳蜗牛的阶段，试问从20岁到50岁的人生能有什么精彩处，结了婚也是贫贱夫妻百事哀。房事不解决，都会区就不可能没有贫民窟，试问庶民经济有了指标可以预警一切经济现象，于庶民的生活提升又有何直接受用处，若是负面警讯的持续告知，对小股民们不是每天更担惊受怕？幸福感又从何而来？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仅台湾，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特别是高学历高失业更明显，这会是全球性的问题，也会是一个常态，政府再努力创造就业人口也不可能解决高科技和自动化带来的就业冲击。社会越发达，科技越发达，越节能省碳，也预告人力需求越少，不仅劳务需求会大幅降低，连脑力需求也会降低，工资只会长期看跌。是以高失业率该如何对待就不是单凭创造工作机会可以缓解的，而在政府社福政策的调整。
面对未来，更可以预见物价和消费能力会出现新的扭曲，那就是两极化发展的心理感受，即贫者无立锥之地，富者田连阡陌。极少数有能力者不在乎物价攀高；大多数遭边缘化的低收入者，就算物价再便宜也很难消费得起。这种负面反差当然是由多数庶民来承受。台当局发消费券可以让多数民众享有短时的愉快，产业可以有短时的景气刺激；政策性的提高就业率，创造工作机会，目前看来最多就是提供一年的缓冲和过渡。若整体结构不变，这些政策作为都只能发挥短期作用。当然也可以想象这些政策诉求并不能提供幸福感。
社论指出，M型社会若是一条不归路，这就注定多数庶民的不快乐和不幸福。更严重的还在人口结构的扭曲，台湾迟早会进入老人社会，若再加上少子化的负面影响，可以想见那会是一个重大的社会议题，更何况有些现象已经冲击到内需产业和社会福利的各个层面，紧缩和萧条的感觉应是庶民最深切的感受。
只要有竞争就有成与败，这个社会就避不开两极分化，就避不开贫富，以庶民感受为主体考虑的经济决策，就不宜单纯地甚至盲目地追求以单项产业为诉求的竞争力，或是以如何摆脱金融风暴为最高考虑，而该考虑到如何才能有效拉近贫富差距，至少要能拉近贫富之间的心理距离，这就不能倚仗纯理性的财经决策所为，而在非经济因素，特别是寻求社会分配的公平正义要能从民间感受中得以彰显，让社经决策的流程更具透明度，提高民间特别是社区参与公共决策。
民无信不立，让庶民对当局的决策和具体作为有信心、有亲切感，就是这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