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9月29日出台《关于审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此前界定模糊的“虚假恐怖信息”有了明确范围，即“以发生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劫持航空器威胁、重大灾情、重大疫情等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事件为内容，可能引起社会恐慌或者公共安全危机的不真实信息。”

　　三起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犯罪典型案例也同时公布。这种“条文士案例”的组合式信息发布，既指向司法标准的统一，又利于面向大众普及法律边界。相信它的有效传播将对未来的司法信息公开带来有益的启示。

　　从此次公开的三起典型案例看，被告人均编造和传播了“炸弹”信息，“爆炸地

　　点”既有派出所、体育馆，也有民航班机。虽然事后均证实“炸弹”实乃“诈弹”，但这种制谣、传谣的行为已然给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带来了实质的危害后果。以“民航诈弹”为例，近来这种虚假恐怖信息有愈演愈烈的迹象。去年8月29日至10月9日，10天内有5架中国航班遭遇电话信息威胁。今年5月15日至18日，短短4天里全国连续发生6起类似事件，造成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共22架次航班返航、备降或延迟起飞。这样的发案密度，被专家称为“世界范围内所罕见”。鉴于必须对公共安全百分之百负责，警方通常只能选择“宁信其有”来进行危机应对。其结果，必然是乘客受惊吓、民航担损失，还徒耗警力。更令人担忧的

　　是，原本正常的社会秩序也被打乱，这一后果实在无法用金钱来简单衡量。因此说，遏制“诈弹”频发已刻不容缓。

　　以往对付此类“诈弹”，警方多援引治安管理处罚法，来适用行政拘留和罚款。这样的处理方式虽有法律支撑，但过轻的处罚与编造、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的严重危害，在很多时候并不匹配。一些个案的处理，不但未能有效吓阻和预防犯罪，反而进一步刺激和纵容了虚假恐怖信息的屡禁不止。

　　去年10月11日，京华时报评论《“诈”停飞机这玩笑开不起》曾提醒有关部门，应对刑法中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予以高度重视，并呼吁警方和民航部门、机场等，应利用日渐丰富

　　的传播工具将这些法律常识传播出去。因为不少虚假恐怖信息的发布，其实就在行为人的一念之间。最高法院统一司法适用、公布典型案例，正可视为在这方面的努力。哪怕这种法律的宣示并不能杜绝所有编造恐怖信息行为的发生，但至少可以挽救一批“恶作剧”爱好者免予被处罚，同时也让更多乘客免于恐慌。

　　是的，我们仍有必要重申最高法院对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的最新解释。在应对“航空诈弹”上，若有造成“航班备降或返航”等情形者，应当依照刑法规定在5年以下有期徒刑范围内酌情从重处罚。就好这“口儿”的制谣、传谣者，先把刑期看好了。（王云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