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汝城县居民曹再发因不满拆迁赔偿问题，近日跑到广州扬言制造校园血案，所幸只搞了个“媒体见面会”，便向警方投案自首了。广州警方晓谕各方：群众表达诉求要通过合法渠道，在法律框架内进行。
通过正常合法渠道解决问题，这是一种标准表述，已被有关方面重复无数遍了。其实警方讲这句话是多余的，因为警方是一个执法单位，而非宣传或道德宣谕部门，要为人们事先提供行动指引。但他们还是讲了，原因大概是强调一下通过正常渠道解决问题，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
群众是不是有通过非正常、不合法渠道解决问题的癖好？从常识或“理性人”假设来看，走正常渠道免生枝节，更不必惹是生非，理所当然地是群众解决问题的首选。走正常渠道，时间上大概也比横生枝节来得及时。否则采取上访、制造血案的办法，必定付出人力、金钱、时间、自由甚至生命的巨大代价。算这种一目了然的账，以普通群众的智力，也已绰绰有余，一般不会出错。
走上非正常渠道表达诉求的道路，不能说群众没算过账，但肯定是正常渠道走不通了，别无选择。广州媒体近日跑到曹再发老家采访，证实当地在未与曹再发谈妥拆迁补偿的情况下，就将曹家的房子强拆了。当地派出所按理司职保护公民人身财产安全，但在强拆曹家房子前，他们故意要曹再发夫妇到派出所“说明情况”，实现了“调虎离山”的目的。政府方面明着不讲理，如果群众硬要讲理，结果无非是撞倒南墙。
我们可以想象“正常合法渠道”，它似乎是一种理性设计，按“执政为民”的要求应该有。但在现实中，基层权力生态似乎是按照自有规律发生发展，是一种明显与理想有别的现实。湖南汝城给曹家房子评估的补偿价是16.1万元，后来一下子涨到64万元。有“记者”拿了曹再发3万元，承诺通过“人脉关系”帮忙解决纠纷，据说补偿款增加几十万元，就是“沟通”的结果。不管真相如何，给多少拆迁补偿显然没有一定之规，完全是掌权者说了算，足见权力的随意性，也足见“合法渠道”不正常。
我们不能假设一个地方没有正常合法渠道，我们可以假设到处都是正常渠道，而且通畅得很。但这种假设固然正确，有时候却脱离现实。谁也不愿说我就是要走非正常渠道，所以要求群众走正常渠道，永远立于道义的高地。但这种道义高地于事无补，说穿了只是一种空话大话套话，并不能真正解决实际问题。本质上，它是一种新型官僚主义。
群众倒是真心期望有正常合法渠道可走，有了正常合法的渠道，可以畅通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成本很低。但正常渠道在哪里？谁是正常渠道的负责人和办事员？办事程序如何？现实与理想存在巨大差距，当官也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这种差距需要弥补，而公认的方法也是有的，关键是正视差距，接受公认的方法，然后有所作为。（杨于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