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5日，新华社发表评论《愧对焦裕禄》，批评河南兰考县有关干部，在7名孤儿和弃婴殒命火灾后，急于推脱责任，“唯独没有深感伤痛于内，检讨工作于外”。评论问道：“这些干部来到焦裕禄手植的焦桐下当作何感想？”
1月5日下午，兰考县召开新闻发布会，兰考县副县长吴长胜表示：“造成目前这种局面，与有关部门监管不力、有意放松监管有直接关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正是我们工作的漏洞。”应该说，承认“有意放松监管”，这个态度有一定的诚意。但是，兰考有关干部是不是真的感到愧对焦裕禄了呢？即使有“愧”，能否唤回官员的责任意识呢？
“愧”由心生。一个人自己不觉有愧，别人说他“愧对”谁了，是无法把愧意植入其内心的。当然，面对儿童死于火灾的惨状，面对舆论压力，一些干部会有一些愧意，或表现出一些愧意。但是，这些愧意，能持续多久？能对今后的工作有所助益吗？当事情过去，问责结束，媒体不再关注，舆论压力解除，这些本来就稀薄的愧意，估计也就随之消散，化为空气了；工作恢复常态，心态也自然恢复“常态”，诸如“监管不力”、“有意放松监管”等等行为故态复萌的可能性很大。所以说，即使有“愧”，也是靠不住的，“愧”，支撑不起官员的责任意识。何况有人根本不觉得有什么好“愧”的，或者内心已经强大到连“愧”的心理功能都不需要了。
那么，一些官员的责任意识，是被什么消解、吞噬的呢？从兰考县对待弃婴的做法中也许可以找到答案。兰考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至今没有儿童福利院一类的机构。袁厉害（原名袁凤英）是国家级贫困县里的一个小贩，靠做小生意谋生，但她先后收养过约100名弃婴、孤儿。新闻照片上我们看到，袁凤英和这些孩子的住处之简陋，让人不忍目睹。就是这样，兰考县民政部门还曾经把一些弃婴或孤儿送到袁凤英处让她抚养——难道政府部门的人力、财力还不如一个小贩吗？这已经不是什么“监管不力”了，完全是转嫁政府责任，而且转嫁到一个贫弱者头上！所以，很怀疑他们读了《愧对焦裕禄》就会心生愧意——如果他们的心那么软，就不会做出这么让人心寒的事情来。
之所以要设这个“局”那个“办”等各种政府机构，本来是履行政府责任，服务社会、服务民众的需要，但是，不知不觉间，服务社会的功能萎缩、退化了，自我服务的功能发展起来了。当一名公务员，进入各种机关“工作”，被当成是一个享受各种优厚待遇的机会，久而久之，在许多机关或部门就或深或浅地形成了对上负责而不是对下负责的机制；个人一旦进入这个机制，只能跟着这个机制走，被其同化；如果不想被同化，就要被其排斥。
焦裕禄被誉为“县委书记的好榜样”。记得焦裕禄那个时代，经常有一些干部的感人事迹被报道出来，但是现在“感动中国”的基本上都是普通民众，倒是不时听说有一些干部与工人争劳模称号。这些现象，是否都是从“对上负责”这个机制派生出来的呢？要去除这个机制，让政府职能健康、健全起来，需要一场深刻的改革，一时之“愧”远远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