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工作到底有些什么？执法人员对自身职业是什么看法？日前，昆明五华区城市综合执法局邀请记者座谈。局长乔兵接受采访时表示，因为怕摊贩报复，自己在朋友面前不敢透露职业，天黑前不敢带妻儿出门。他说，一些摊贩被查处后，会盯上执法人员，门牌号都弄得一清二楚。（11月5日《云南信息报》）
我更愿意将“局长的失落”理解为某种真诚对话的姿态，城管局长在表达自己怕报复、不敢透露职业的日常郁闷，也是在表达自己成为民众情绪宣泄对象的“不应该”，他认为本身既然承担着巨大的城市管理压力，就理当得到更公平的对待。乔兵甚至还表示，“单靠城管末端执法，罚不出城市秩序。”——能够心平气和地来讲述城管执法中的诸多困惑，实际上就是在努力寻求困惑的解决之道。
何以去宽慰一位失落的城管局长？乔兵的难解之惑显然值得整个社会来应答。城管队伍是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产物，它虽然并未获得明确的法律授权，但承担着巨大的社会管理任务，也因此成为诸多矛盾的集结点。它本质上只是一种协调机构，却在现实中充当许多社会难题的解决者。当城管不再负累过重过多的社会管理职能，它所招致的暴力与责备当会相应减少。
现在的问题在于，城管的职能转型暂时是不可期的，而对城管的限权也是许多地方不愿行之的。要让当下城管与摊贩之间的矛盾得以调和，规范城管执法就是必然路径，而它指向的更是纪律、技术、监督等一系列的细节。譬如，城管执法不能尽是“清除”“驱赶”；譬如，执法方式可以更“柔性化”与“人性化”；再譬如，能否设立专门的执法监督力量，防止城管执法走样变形。作为执法主体，这些都是城管队伍可进行自我变革的举措，也是城管从“排他式”到“共享式”行动模式转变的必由之路。
过度负重的城管模式之下，没有人应该成为不合理制度压力的承受者，城管局长乔兵略带辛酸的失落需要被听懂，需要得以来自改革层面的疏解。但在抒情的同时，以乔兵为代表的城管群体也不妨去反问，关于城管转型的“自我变革”，自己是否做得足够？它是个人失落的倾诉被社会认同的前提，亦是让具体城管职业变得不再“高危”的现实纠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