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新增刑事和解程序，并做专章规定，嫌犯触犯刑法，但可能是轻微犯罪，或事后得到被害人谅解，今后可能不予起诉或从宽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对于“花钱买刑”的质疑称，司法机关应当严格限定和解范围。（9月26日《河南商报》）
需要先厘清“刑事和解”的内涵、定义与适用范围，以消弭“花钱买刑”的质疑。不同的案例对于“花钱买刑”有不同的实践效果，没必要将其“一棍子打死”。
论证“刑事和解”是否正当，方法很简单，就是权衡各方之间的利益得失，寻求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毕竟，刑法的基础不是为了惩戒而惩戒，而是为了恢复社会秩序，将刑事案件本身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减小到现实可控的范围。而国外也有类似的程序，叫“恢复性司法”，但经济赔偿只是一方面的因素，此外还包括悔罪、沟通、道歉、心理抚慰等一系列的做法。
去年广东江门，就有一个“刑事和解”的现实案例。驾车撞死人的龙某，在死者家属的认可下，江门江海区人民检察院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龙某向死者家属赔偿46万元而无须负撞死人的刑事责任。必须承认的几个细节是：龙某有自首情节且未逃跑，也没有酒驾与违规驾驶嫌疑；再则认罪态度较好，积极给予死者家属道歉与赔偿。此案的确应属于“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刑事和解”的法律正当性显而易见。只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律应被不折不扣地执行，一旦滥用或沦为纸上谈兵，皆会消弭司法正义。当下在“刑事和解”细节未出台前，不应急着为“刑事和解”正名，因其本身尚有不少漏洞。
一是“花钱买刑”的质疑。每次因经济赔偿而让当事人减轻或免于刑事处罚的做法，都被各界质疑，而在质疑声中，“强买”也是主旋律，不可否认，一旦“刑事和解”正名，那“强买”现象必会有增无减；二是“用权换刑”的质疑。有钱者用钱，有权者会不会用权压人？同样值得警惕。当这些质疑无法消弭，“正名”之事便应从长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