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期开始，多地小学和幼儿园购买的新校车上牌难。据厦门教育局制定的《关于中小学幼儿园校车安全工程的实施意见》要求，校车安全工程需要12个政府部门的共同努力。而国务院制定的《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已在4月公布施行，但多地尚未制定实施细则。（9月6日《中国青年报》）
新校车有了，却因难以上牌而成为摆设，使得校方只能租车作为替代。一边是新车闲置，一边又花钱租车，且安全系数还不能提高，一个牌照三重损失，这不仅让校方无以承受，更让公众无法理解。
强化校车安全已成共识，这由无数鲜血和生命作为代价，才促进了自上而下的工作推动与落实。校车安全无小事，拖一刻就多一分危险，多用一天新校车，早执行一天新标准，学生的安全就有了更可靠的保障，流血的惨剧才会更少一些。这既是社会的期待、家长的愿望、学生的需要，也是落实政府承诺，体现政府责任的现实要求。
国务院制定的《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已在4月5日公布施行，其目的就是为了“加强校车安全管理，保障乘坐校车学生的人身安全”，但上牌的流程复杂、涉及的部门多，没有具体的操作细则，又使得上牌变得遥不可及。按说，校车安全如此急迫，新校车上路又如此重要，何以新条例出台后，各地却行动迟缓呈现出相反的态势呢？其中原因耐人寻味。
校车上牌本不是什么难事，程序上也完全可以更简洁，关键是要有一个责任主体。以厦门为例，校车安全工程需要12个政府部门的共同努力，问题恰恰就出在这“九龙治水”上——表面看，谁都应负责，却又没有谁来主动承担这个责任，以至于让校车善策迟迟不能着地。这种情况，在食品安全上同样存在，尽管《食品安全法》已经出台数年，但大多数地方食品安全细则却迟迟未见踪迹，以至于诸多种类的食品监管依然成为盲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由于所涉部门过多形成责任扯皮，谁牵头意味着谁可能承担更多的责任，所以无人主动站出来有所作为。
有利益的事情抢着干，有责任的事情让着办，于是就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势，在行政许可权、收费权上，关联的部门都会相互争执，而涉及公共安全或社会管理，又都默不作声，利益角力与责任推脱，以截然相反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不难理解，尽管校车安全形势严峻，尽管很早就有了校车难上牌的事实，尽管有了开学的现实需求，甚至还有了教育部门的通知催促，却依然没有改变执行环节的“温吞水”，这样的反差暴露的恰是公共责任的缺失。公共责任何时才能跟民生诉求以及公共利益合拍，拷问着公共权力的价值取向，以及公共责任的执行能力。架空政策善意，消弭的是政府公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