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也许和人类起源一样久远了：我们所拥有的，能让我们幸福吗？
1974年，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发表了一则关于收入与幸福之间关系的学说。基于19个国家、30个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如果基本需求得到满足, 财富无法带来更多幸福。25年后，安德鲁·奥斯瓦德提出，收入的增长的确会对主观满意度产生影响，但总的来说影响不大。这一观点与欧洲社会学家路德·魏荷文的理论相悖，后者的研究表明，那些收入不断增加的国民会更幸福。
2010年，一项耗时22年、在37个国家（包括正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进行的研究，完全证实了多年前伊斯特林的理论。
之后，柏林自由大学的3位教授韦恩曼、奈博和舒恩撰写了一本新书。在书里，他们基于自己的研究认为，在“幸福名单”中居前三位的，依次是：健康、家庭和朋友，并无“金钱”。
而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定期的全球调研表明，在富有的社会中，人们无疑更为满足，但当财富增加时，幸福曲线不再有明显变化。比如在德国，人均实际收入从上世纪80年代的约两万欧元增加到现在的3.4万欧元，但这对人们的幸福感却没有明显影响，因为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要求和期望也增加了。
根据我的所见所闻，中国现在的情况也有几分类似。我的好友张海华在其著作《在中国人头脑中》中写道，“60年代，在中国没人会不服从工作分配。”她妈妈“为在一家进出口公司为人民服务了20多年而感到光荣和骄傲，每周上班6天，没有年假，月工资约100元”——这对今天的大部分年轻人来说，都不可想象。
一份理想的工作是否真由挣钱多少决定？是不是挣了大钱、开上了好车、住上了好房，就一定能给中国年轻人带来幸福？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上涨的房价在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巨大的负担。如果钱是自己生活和建立家庭的关键，那么挣钱当然很重要。
近些年通过在中国的旅行，我们注意到，中国地方政府越来越看重民众的幸福度。“和谐社会”的定义虽仍有些模糊，但没有一定的满意度，和谐自然也不大可能发生。因此，便有了中国各省份、各城市间有关“幸福指数”的竞争，这对中国的民生发展而言，无疑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当然，即使社会整体的幸福指数上升，你也未必会更幸福。那么，我们如何能拥有自己的幸福？
坦然面对你周围的世界，带上一个微笑和一分好心情。这就像回声一样，你这么对别人，就会收获别人的微笑。美国一本极为流行的畅销书《秘密》中说，越是积极地对待每一天，我们获得积极体验的几率就越高。很多情况下，你喜欢一些人正是因为他们的积极向上，而与诉苦和抱怨为伍的人，将会被拖垮。《秘密》建议我们，不管上天会不会给我们所有想要的，我们都试着每天去感谢那些我们所拥有的。
身边总有让人担心的事，学生会担心考试，工作了的人会担心工作业绩。但如果能怀着“我能搞定它”的积极心态来做事，你的第一步就成功了。
一星期前，丈夫和我走访了四川遂宁。在和一家半导体企业的高管交谈时，我问他，中国的年轻人找工作是不是真的那么难？在他看来，太多年轻人想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工作，而很少注意那些虽小但正在上升的城市中的机会。曾有100万人离开遂宁到外地打工，现在他们中的50万人又回来了。因为在家乡，他们也可以有不错的工资，还能和家人在一起。生活压力没有那么大，还能享受亲情，满意度当然高了。
生活并不容易，但带着微笑对待生活，却并不太难，只要你愿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