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桃江县5月12日遭受洪涝灾害，对于直接经济损失，县民政局的数字是1800万元，而防汛办却说是8900万元，被当地媒体发现暗含“水分”。（5月23日《法制日报》）
谎报、虚报灾情的胆子来自哪里？尤其是地质灾害多发的地区，此类“注水”做法究竟是一时之举还是惯性使然？这不仅是少数基层单位借灾套取资金或政策便利的趋利心态，恐怕更拷问着灾情评估核查体系与问责机制。
在灾情面前，有一个现象是耐人寻味的：一旦死人了，数字必往少了说；一旦房屋倒塌了，数字必往大了做——前者是规避责任，后者是寻求悯恤。数字上诡异如斯，说到底，不过是权力与责任的分裂。如果在灾情汇报时，要求不仅上报损失的各项数据，还将人为责任列为“必填项目”，并以此追究相关部门的责任——那些动辄被掺水的灾情，恐怕就不大好意思赌上自己的前程。
2011年，在解释统计数据频频“打架”时，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就直言，“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违法行为约占全部统计违法行为的60%。”层层级级的数据不仅对应着真相与正义的面目，还影射着大大小小权力公信的底子。灾情如此吹嘘，政情还有谁人听信？
有人说谎报灾情就是发国难财，要紧的是营造一种制度文化与制度环境，让灾情成为责任追究的信号，让贫困成为权力检讨的鉴证，让问题成为利益纠葛的丧钟——唯其如此，丑恶才不至于成为筹码，责任与权力才不会倒置含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