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周被热议的“黄穗事件”，一下子让一个特殊群体进入了人们的视线，他们就是“官员化”的中国优秀运动员。这其中不乏在领导岗位上作出成绩的成功典型，但身在其位不谋其职的也大有人在（4月15日《中国青年报》）。
对于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一些“运动员官员”，媒体的概括非常形象和精准——挂牌官员。应该说，这些吃空饷不干事的挂牌官员，未必是运动员工于心计、巧取豪夺的结果，而是任命这些挂牌官员的权力机构有意为之。比如，2010年山东省体育局批准9位奥运冠军成为副处级领导干部时就明确表示，有伦敦奥运会参赛任务的新任干部，可以“挂牌”到2012年伦敦奥运会之后再履行职务。
这说明，对于任命这些挂牌官员的权力机构来说，其对于挂牌现象不仅心如明镜，而且一点都不介意。因为在他们看来，任命这些知名运动员当官员，原本就不是为了让其履行作为官员的公共职责，而是作为对其曾经为本地争光进行奖励的措施或者激励其继续为本地争光的手段。比如，黄穗当年因为父亲病重萌生退意时，湖南省体育局就把提前任命官职作为安抚和鼓励她继续参赛的激励手段。
把官位当成奖励，显然是一种制度性错位。官位是一种公共事务管理岗位，需要具备管理和统筹才能，而运动是一项竞技技能，两者遵循的是不同的评价标准和体系。虽然不排除有的优秀运动员可以成为同样优秀的官员，比如邓亚萍、熊倪、谢军等人，但是，不要说这样优秀的“两栖人才”可遇而不可求，即便有也必须通过严格的考察和考核程序任命为官员，而不能如此随意地把官位作为为了奖励而奖励的手段。
更进一步讲，这种把官位作为对优秀运动员奖励手段的现象暴露了举国体制的弊端。在举国体制之下，运动员征战赛场，他们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肩负着为一个群体争光的使命。这种情况下，一名优秀运动员一旦在国际赛事上创造出佳绩，光荣就不仅仅属于他一个人，而是更属于“输出人才地”，是当地体育部门最大的政绩。
可是，在这种举国体制之下，一小部分成功者的光鲜，映衬的是绝大多数人不应该的无助。举国体制更多关注的是金牌，但谁都知道，金牌的金字塔尖是靠无数终其一生都难有显赫成绩的普通运动员群体支撑起来的。然而这些人甚至不少是曾经的冠军，退役后也要面临着生活没有着落的窘迫。
举国体制本身就是官本位的结果，再把挂牌官位授予那些曾经创造辉煌或者为创造辉煌作出牺牲的优秀运动员，自然是对官本位之下举国体制的“扭曲式强化”。这不仅扭曲了竞技体育的精神，更是对公共资源的无端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