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深圳宝安区联防队员杨喜利毒打强暴小店老板娘一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受害者的怯懦和施暴者的强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此,宝安区委区政府将五名相关责任人停职,并依法从重、从快、从严处理犯罪嫌疑人杨喜利。
但此事给我们留下的思考与警醒,却远远不能就此打住。这起看似不可思议的事件,恰恰反映了我国基层执法中隐患重重的普遍现实。
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且风俗多样,基层管理在历史上就是一个难题。由于公务员数量的限制,一些最基层的执法管理权,需要通过临时聘用、整体外包等各种形式分散出去。这种权力外放,固然可以节省人力物力,但一旦处理不当必然养痈遗患。
出于成本控制的考虑,一些基层执法部门招取外聘人员的准入门槛非常之低。很多本身素质不高的人,一旦得到了基层执法权,只会片面地盯准“权”而自动忽略“法”,杨喜利就是其中的典型。这些人将自己的制服和警棍看做威吓他人的工具,在具体工作中,他们更为迷信纯粹的暴力,并形成了惯性思维,动辄对人拳脚相向。
尽管基层执法权存在滥施现象,但权力一旦被外放,收回就成了一大难题。根据联防队长钟思贤的说法,杨喜利平时还算正常,但一喝酒就会乱发酒疯、打人骂人,为此他写过很多次检讨和保证书,但又屡教不改,他们对此“无可奈何”。
这个“无可奈何”,正是基层执法队伍管理难的集中体现。饮酒和打人,无论从纪律还是法律的角度上看,都是决不允许的,但处理措施只是写检讨做保证,未免有些敷衍了事。至于“无可奈何”,更不是执法部门应有的态度。
准入门槛低、监管不到位,令杨喜利之流将神圣的国家权力揣入自己的口袋。他们损害了执法机关的形象,在他们欺上瞒下的手段之下,警察没有成为人民的保护神,却成了他们狐假虎威的保护伞。
仅在事发之后秋后算账,免几个职衔不高的基层官员,无疑只是隔靴搔痒。在准入体制上动刀,在日常监管上用功,才是杜绝类似现象的对症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