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深圳宝安区联防队员杨喜利打砸男子杨武家，杨武妻子王娟阻止杨喜利反遭毒打强奸。杨武由于害怕躲在杂物间。1小时后，杨武报警并将妻子送医治疗，因为付不起钱只好返回家中。事后，杨喜利家属威胁杨武要求其撤诉。杨武受访自称是世上最窝囊的男人。（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8版）
作为一个丈夫和一个男人，竟然躲在一旁坐视自己的妻子被人毒打和强奸，这种太过匪夷所思的胆怯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反应。在互联网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鄙夷和叹息声不绝于耳，甚至还滋生出如是的争议话题：杨武其人究竟值不值得同情？
如是的“窝囊”的确让人无语，但“窝囊”却不是一种罪过。作为围观者，我们必须要厘清的是，这个窝囊的男人首先是一个不幸的男人，在个体性格“窝囊”背后所存在着的“窝囊”的生态，更值得拷问和追思。
家贫如洗、日子紧巴、不敢惹事、常受人欺负、“勉强活着”，在悲剧发生之前，杨武身上便贴着这些弱势的标签。本就脆弱的生态天平，因为一个“手持钢管警棍带着两名壮汉”的联防队员的肆意行凶而被打破——公众舆论一方面无限放大了“这个男人躲在一旁不敢抬头、悄然垂泪”的窝囊，而另一方面忽视了导致权利“窝囊”的诸多关键性因素：其一，“杨喜利以前就经常欺负他们，只能忍气吞声，不敢报警求助”；其二，“杨喜利脾气暴躁，平时就被投诉很多，但领导也拿他没有办法”；其三，事发后行凶者家属还不断发出威胁。
于是，这样一个窝囊的男人便可以被还原成缺乏安全感的外来人口、一个“被欺负惯了”和“被打怕了”的男人，因为对方联防队员的身份以及“领导都拿他没办法”的背景，生怕惨遭报复，不敢向警方和治安部门求救也就有了现实注脚。那么，到底是什么让一个联防队员恣意行凶这么久？倘若不是因为生存风险太大，被欺凌者又何至于这么懦弱？
事实上，在突发的事件中相遇的强势者与弱势者，弱者根本没有与强者平等对话谈判的底气，因而在各种因素之下，很多弱势者都做出雷同且潜意识的选择：用舍弃自尊和人格来冲抵生存风险。对生存风险的恐惧与忧虑，导致了弱势者人格尊严上的懦弱。从这个意义上说，保障弱势者的尊严与权利，不能指望弱者的自立自强，更不能期待于舆论的道义支援；更重要的是靠公共管理施行的公平制度或者规则。
一个窝囊的男人，一种窝囊的生态。我们当然可以指责一个窝囊的男人，但如此“窝囊”的生态，又是谁之过？（陈一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