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刑诉法草案。草案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同时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应当予以排除；司法机关有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并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对证据合法性有质疑的，有关侦查人员应出庭说明情况。（综合近日媒体报道）
这一次刑诉法修改，一个总体的价值取向就是“人权保障”：约束警察的权力，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一些迷信警察权力和痛恨犯罪的人可能会觉得，法律进行这种取向的修改非常别扭：法律为什么要这么规定呢？警察抓小偷，警察是好人，小偷是坏人，为什么要对犯罪嫌疑人有这么多保护，罪犯的人权好像比受害人的人权更重要，保护坏人比保护好人还要积极——不仅是中国，甚至在权利和限权观念很强的美国，警察都有很多这样的抱怨。我倒觉得，绑住警察的手，赋予犯罪嫌疑人更多的权利，这是一种法律进步和法治文明的表现。
考察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和法治水平，最重要的就是看它的刑事诉论法——因为刑事诉论法调整的是权力最大的人和权利最弱的人之间的关系：警察面对犯罪嫌疑人，掌握着合法暴力的使用权，当然权力很大。犯罪嫌疑人面对警察，成为阶下囚，处于一种非常不利的位置，当然是权利最弱小，很容易就被侵犯了。而且因为他们已经被当成了坏人，这种被侵犯很容易就被忽视了，也很容易被看成是正当的，警察打一个坏人，这不很正当吗，不很解恨吗？
可是，不要说法律还没有断定他就是一个小偷或一个杀人犯，即使判决了，罪犯仍然有他的人权，他们的权利也应受到尊重。
警察打一个没有犯法的平民，我们可能会群起而攻之，会批评警察；而如果警察打一个犯罪嫌疑人，很多人可能会鼓掌，会叫打得好。正因为存在这种权利的歧视，所以，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格外要受到关注和保护——这也正是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最大意义。也正是从这个角度看，考察一个国家的人权保护状况，主要并不是看对平民保护得多好多完善，而恰恰就是看对处于不利境地的犯罪嫌疑人的保护——因为他们的权利最容易受到漠视和侵犯。
如果连权利最容易受到侵犯的犯罪嫌疑人都保护得很好，其他人的权利就更不必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