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四川省宜宾市常务副市长徐进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自称“去过60多个国家”，引发网友围观。有网友表示，去过60多个国家，这钱都是谁出的？刊发该报道的宜宾新闻网已经将“去过60多个国家”这句话删掉了。（人民网8月2日）
显然，这又是一句官员无意间说漏嘴而泄露出的“大实话”。所以说它是“大实话”，当然并非凭空臆测，而是基于大量客观现实做出的判断。比如，近年来各地频繁曝出的许多情节十分荒诞的“出国门”事件便是十分直观的证据——2007年安徽曝出的副检察长率队出国旅游因持伪造邀请函被拒入境的国际丑闻；2008年被网友曝光的江西新余、浙江省温州“公务出国考察门”；2009年广州海事法院院长罗国华率团豪华出国游、人均花费8万多元……
正是基于这种官员频繁公款出国考察的现实，四川省曾专门出台过一项规定，“领导干部参加境外培训，一年不得超过一次”。即便按照这样的规定，官居宜宾市常务副市长的徐进“去过60多个国家”也不足为奇——假设一次“出国培训”只周游6个国家，10年便能轻松实现“去过60多个国家”。
这表明，要避免副市长“去过60多个国家”现象的出现，关键还在于，必须控制制约干部官员出国的公款经费。而要做到这一点的一个首要前提显然又是，包括公款出国在内的“三公”经费，必须彻底、清晰、完整、充分地公开。
最近一段时间，伴随着八十多个中央部门“三公”经费的陆续公开，“三公”公开一直是媒体舆论关注的热点话题。但热闹之下，此轮“三公”公开的缺陷也日益凸显。这其中，除了“数据过于粗略、缺乏足够清晰的能见度”，“仅仅公开了‘财政拨款’内的数据，‘三公’公开并不完整”之外，一大关键性缺陷正是，到目前为止，只有中央部门的“三公”集中公开，各级地方政府还没有广泛参与进来。
而副市长“去过60多个国家”的现实，显然再次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地方政府包括公款出国在内的“三公”公开，也非常迫切和重要、刻不容缓——从一定程度上看，后者其实甚至比前者更为关键、紧迫。首先，在我国政府的全部财政开支中，各级地方所占的比重实际上比中央政府更大，相应的，其中的“三公”经费的规模无疑也会更大。
而从收入角度看，囿于目前的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在正规财政预算之外的各种“预算外”收入（如各种行政收费、罚款）也更为庞杂。经验表明，这些常常游离于“预算外”的政府收入，往往正是“三公”开支的重要源头。审计署8月1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地方各级审计机关共查出违规问题金额3280.5亿元、损失浪费问题金额427.6亿元……”在如此总计近4000亿的地方违规、浪费资金中，“三公”开支显然不会少，其中，对副市长“去过60多个国家”的贡献恐怕同样也不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