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市近期选派市、县、乡共计5万名机关干部，深入全市2767个行政村当“村官”，展开“我做一周村官”活动。(5月15日《西安晚报》)
选派5万干部当一周“村官”干什么？原来，活动始于4月15日至本月底结束。当地组织系统和市县涉农部门全体党员干部，其他市县级部门和单位三分之一以上副县级干部、副县级后备干部、科级（包括科级）以下干部，以及没有基层工作经历的年轻干部，人数超过5万。他们通过入户走访召开座谈会，了解群众的所思所盼掌握村上的发展现状，宣讲政策并开展实用技术培训，协助村“两委会”抓班子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帮助包抓村完善发展规划、推进产业项目实施、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帮助包联贫困户脱贫致富，专业户扩大生产，富裕户提高带领群众致富能力……作为一个有过农村经历透熟村组工作的人，我不禁诘问：“隔行如隔山”的5万名机关干部能承担得起上述“天降大任”吗？就算5万名机关干部是样样精通的多面手，当一周“村官”能完成得了上述“神圣任务”吗？
相反，5万干部当一周“村官”倒使我油生三重疑惑杞忧？其一，5万干部当一周“村官”会不会增加农村农民负担？我注意到相关方面有“吃住在村、不讲条件，不给基层增加负担”事前要求，殊不知“吃住在村”本身便是给农村农民增加负担。再者，会不会扰乱农村正常工作？农村工作有农村工作的特点和节奏，5万干部当一周“村官”，对村官而言来者都是大官领导，设若说不敢怠慢围着转只是官场正常生态使然，谁又能保证能够杜绝受潜规则作用者借机请客送礼拉关系的“打擦边球”。还有，5万干部当一周“村官”，会不会客观上给村民留下“大官大都没事干，闲来下乡散散心”的错觉。事实上，既往类似5万干部当一周“村官”之类的活动，就没少给农民兄弟们落下“做秀”“形式主义”“劳民伤财”的口实和国骂。
不禁想到另一则新闻。大学生村官认为工作艰苦的只占3.6%。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徐双敏教授，对湖北大学生村官现状做了一项调查；日前她对记者说，不觉得村官工作苦，是因为六成大学生村官不在村。据徐分析，大学生村官长期被乡镇或县、区借用，一方面是因为此前地方机构改革人员减少工作任务重；另一方面与基层政府和村委会认为大学生村官是“飞鸽派”有关。她了解到，担心大学生村官干不长，基层单位不愿委以重任，导致借用成常态，到村任职反成特例。调查显示，大学生最初报考村官的首要目的是“锻炼能力，积累社会经验”。工作一两年后，有71.4%的大学生村官准备考公务员，仅1.5%的人准备继续当村官（4月2日《长江日报》）。可以说，正是因为大学生村官六成不在村被上级借用，才形成七成准备考公务员仅1成半准备继续当村官的尴尬。一边是5万干部当一周“村官”的做秀，一边是本当应该扎根基层锻炼的大学生村官却六成不在农村的反差，这恐怕不能不说是当下少数地区官场的一种折腾错位和黑色幽默！
我注意到报道称，5万干部当一周“村官”截至目前，各级各部门已相继下派干部2万多名，走访农户17.3万多户，征求意见6万多条；帮助村级制定完善发展规划1694个，引进农业产业化项目26个，开展各类实用技术培训、法律法规宣传、文化下乡活动3500多次，落实惠民措施350多项，为群众办实事8570多件，解决难题4300件。我姑且不怀疑置喙这些数据的虚浮和水分，即使真然又能给“三农”带来多大现实实惠？老实说，我从数字背后看到的，除了相关地方形式主义新变种、换上的“做秀”新马夹及其背后的数字政绩冲动，什么也没看到。
值得警觉的是，5万干部当“村官”之类时下似乎正呈方兴未艾星火燎原之势，比如某地20万干部下乡驻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某地组织万名干部下乡种地且纳入年终考核等等。我想提醒的是，形式主义新变种和“做秀”新马夹无论如何伪装粉墨登场，终究还是不难识破，结果一样劳民伤财。相关部门应当适时引导及早正本，免得形式主义新变种和“做秀”换上新马夹蔓延扩散，防止其更大程度的作害民财和更大面积的损毁公信。（陈庆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