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央部门和一些地方近期陆续公开了2011年预算，且今年预算公开的范围和深度进一步加大———北京市已经公布公车支出资金，但大多数被认为“不适宜”公开的预算条目仍隐藏在名为“其他支出”的大类里，其中包括政府人员工资以及行政成本等。
民众与舆论要求预算透明化的呼声如此强烈，在持续不断的民意发酵中最终让预算大门露出了一丝缝隙，部分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的预算公开即为明证。但是，“其他支出”则让我们能更清晰地看到复杂事实———地方预算公开“躲猫猫”依然拥有其生存土壤。
迄今为止，公众舆论与政府部门之间有关预算公开的互动，依然停留于民声“求”官意的格局，也即是民众只能通过表达意愿的途径，等待政府部门自行释放善意回应，这完全取决于政府部门的单方面决策。
难道除了单一的表达诉求外，民众就无法获得让政府预算公开化的刚性手段？其实，我们早已有法可依，1994年3月2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不过随着时代发展，“预算法”却存在制度设计层面的某些缺陷，导致类似“其他支出”的个案，可以获得“预算法”的字面阐释而“合理化”出现。
比如，“预算法”中没有就“其他支出”一项作明晰规定，“预算法”只标明，预算支出除了经济建设支出、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发展支出、国家管理费用支出、国防支出外，对“其他支出”一项没有进行界定。究竟什么样的支出算“其他支出”，什么样的支出又不能归类于“其他支出”，含义模糊导致有可能任何一项支出，包括政府人员工资以及行政成本等可以归纳入“其他支出”，这也是符合“逻辑自洽”的，但问题是这种语言代表的逻辑并不符合公民的权利逻辑。
“其他支出”的边界定义不清等于赋予了执行者过于宽泛的自由裁量权。单单手握这一项的执行者即使迫于形势做政府预算公开，也照样能够玩起预算公开“躲猫猫”，再高明的捕手都无法获得起码的信息。预算公开“躲猫猫”并不令人意外，意外的是当民众试图寻求法律上的支撑时，却发现在“预算法”的制度入口就存在严重悖论，而这一因法律界定模糊导致的执行偏差，甚至被利用为故意的法规误读，又何止于预算法及预算公开“躲猫猫”这一领域？
预算公开“躲猫猫”折射“预算法”缺陷，首先需要做的，可能是人大重新审议17年前制定的“预算法”，通过充分论证调研，汲取民意与社会发展需求，根据政府预算公开透明化的发展主旨，对“预算法”中那些不符合当前与未来发展的设计缺陷予以修正完善，让“预算法”与时俱进，切实发挥从法律上督促政府有关部门履行预算公开职责的作用。
不过，仅仅靠完善“预算法”来实现政府预算公开的法制化，依然是不够的。还需要从更宏观的法治建设上，包括强化民众对政府包括预算公开的监督权力，比如在“预算法”中规定除了人大之外，民众也享有要求政府预算公开的质询权、监督权与参与权，政府如果拒绝公民的以上权利诉求，有关责任人将承担何种法律代价，舆论监督对预算公开及走向的参与力度也应获得相应保障，如此，才有可能真正杜绝预算公开“躲猫猫”的监督乏力尴尬。（毕 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