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不是人大一位主要负责人给媒体发短信爆料，酒后摔孩子的郭增喜，在关了15天禁闭之后，应该还在他的岗位上，行使着“忠诚卫士”的职责。
至今，发短信的人大负责人，还不敢对媒体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原因是，郭增喜家“势力不小，我应该为自己的基本安全考虑”。
民警郭增喜背后究竟是什么势力、这股势力有没有转化为瞒报的压力，当地部门应该给社会一个诚实的交待。但是，从这位人大负责人壮士一去不复还的豁出去姿态来看，郭增喜个人能耐再大，也不可能张罗得了太大的局。这位人大领导说，在林州，“知晓这事的范围肯定不止公安机关系统内部了，很多部门的很多领导都应该知道了。可为什么没人把这事说出来？”
更令他不可思议的是，郭增喜的事情捅出去之后，“很多部门领导来找我，公检法（司）都有”。他曾经质问一位副检察长：郭增喜摔别人孩子的事，性质这么严重，为什么公安机关不立案侦查、检察机关也不进行必要的司法监督？这位副检察长说，我是科级干部，是组织部直接管理的干部，谁也不能随便管我。
人大法大，不如官大权大。这是林州民警郭增喜摔婴案，摆在我们面前最大的现实。
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法律赋予人大代表有着监督权。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林州，在郭增喜案中，人大监督权，必须服从于权力的职务大小。“势力不小”四个字，放在法治的天平上，分量可以重到让一个残暴的摔婴警察能够逍遥法外，可以让包括公检法（司）在内的所有领导视而不见，可以让一地的人大重要负责人无法正常行使、也不敢正常行使法律赋予的监督权力。如果这个势力便是权力，那么，这便是一股恶势力，恶权力。它可以恶到几只手一齐遮天，一齐将法律和正义按倒在权力的膝下，让人们眼睁睁地看着受害者一家受伤又受辱。
这是权力与势力联袂强加给社会的暴力，强加给法治监督的暴力。在这个捂盖子的过程中，这种力量的联袂，已经远远超过了民警郭增喜酒后摔婴本身带给社会的伤害。
“人迟早有一死，对不对？只要对得起良心、良知，我觉得做什么都值。”在被问到是否担心遭报复时，这位爆料的人大负责人如此回答。
不能凭借法律赋予的权力，只能凭借做人的良知，凭借媒体的力量，这是这位人大负责人的尴尬，更是法治的悲哀，民众的不幸。
捂盖子的比摔孩子的更可怕。调查林州民警摔婴案，如果不把重点放在查处那些捂盖子的遮天权力之手上，顶多只是就事论事，还给受害者一个安抚人心的“私道”，它与真正“公道”、与法治社会的标准，还相差十万八千里。人们有理由继续担心，今天警察不摔孩子了，明天不知道别的什么有权有势的人，发生个什么让人蒙在鼓里的事情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