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焦虑着中国还有那么多连片的贫困地区如何脱贫致富的时候，戴了16年小康帽子的山西大同县，终于成功返贫了。一个在辛劳的跑道，一个在喂养的怀抱，大同县享受完政绩的荣耀之后，发现还是享受喂养来得实惠。戴着贫困的帽子，一伸手，钱来了；一挥手，税免了。既然跑着不如躺着，那顶中看不中用的小康帽子，不戴也罢。
一个人想富很难，想穷太容易了。10年时间，几任领导心往穷处想，劲往上面跑，大同县如愿以偿，成功脱富。今年1月16日获准贫困，当即从省里跑来了1000多万；5天后，工信部主动打来电话，要派人前来接洽扶贫事宜。成功返贫的大同，滋润的日子终于来了。
戴着富帽过穷日子，戴着穷帽过好日子，这种社会生态，估计别国少有。如同一个游戏，无论16年前大同的领导虚领了一顶富帽子，还是今天大同的领导要死要活把穷帽子讨回来，混乱的政绩观是问题，但问题的关键更在于这个游戏的设计本身有漏洞，在游戏规则的制定与执行上出现了问题。
贫与非贫，是由政府的一纸“准贫证”来界定的，即便邻近的两个县，经济状况大同小异，但戴着不同的帽子，却有着放养与抱养的天壤之别。按说小康的帽子，也不该是想戴就能戴的吧，总也应该有个验收的标准吧，但再形式的门槛，都守不住人为的力量。在大同县的换帽游戏中，你猜不透目前中国的穷富两顶形象的帽子，究竟还有多少被人为地戴错了，戴歪了。
大同成功返贫，是最具典型意义的批评样本，它集中暴露了扶贫工作从政策制定，到监督执行中的脱离实际、粗放随意。当地官员在成功返贫后感慨，“有了这个文件，就好办了。这就是尚方宝剑。”说穿了，是一种挟贫之气，挟上之气，撒娇之气。当脱贫不再是政绩的追求，中国的贫困地区扶持政策，已经到了需要全面反思的阶段。它不是坐在办公楼里看看报表、拿国家财政切切蛋糕、听跑贫进京的官员诉诉衷肠这么简单的事。在扶贫权力机构的手中，每一个数字，都凝聚着民众的血汗，都倾注着共同富裕的期待，都有着合理公平的巴望。如果拨下的这些数字，不能像投资与播种一样考核收获，不能将喂养的成本与成长的速度挂钩，就会有更多会哭的孩子，重回喂养的怀抱。
中国贫富地区的差距，固然与客观的环境条件有着必然联系，但与一地带头人的作风与能力也有着必然联系。如何在扶持贫困的过程中，让会哭的孩子喝到奶的同时，有学会觅食的意识、有主动觅食的能力，有与其他地区一起真正能够跑在小康的同一条路上的竞争能力，还离不开制度的激励与约束，离不开勤政的监督与管控。如果戴上贫帽反能衣食无忧，谁会愿意去创富的路上奔跑？如果一个地区的领导，把精力放在求贫上，谁还会有精神去带领群众求富？
会哭的孩子叼着奶头不愿长大，看上去是孩子的问题，其实是大人的责任，最终拖累的，是整个家庭的奔小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