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昭通市永善县的“黄家丧事”近日成为百姓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连办6天流水宴，6天的丧宴桌数不低于2400桌。更吸引当地百姓目光的，则是讣告上6个孝男孝女的名字，原来他们大多是当地“响当当”的官员。（12月16日《生活新报》）
逝者黄宝华是一个普通的农村老人，按常理，他去世后断然享受不到如此风光。显然，他沾的是孝男孝女的光。这些孝男孝女大都是当地公检法等实权部门的现任或前任主要领导。这样的要素置身于中国基层官场的现实生态，奢侈丧宴、豪华葬礼也就很好理解了。
中国的基层官场大多呈现“政治家族”的分布色彩。县一级的官员中，家族成员往往盘根错节。这样的官员家族“树大根深”，在当地往往是“响当当”的家庭。而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婚丧嫁娶等仪式很受重视，一般的民间家庭也会尽可能办得风光体面一些，官员家族的大操大办更不用说了。
说到这里，笔者不由得想起了著名报人邹韬奋写的一篇著名言论《民穷财尽中的阔人做寿》。1930年11月间，国民党军阀、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在当地搜刮民脂民膏给母亲做寿，耗资十多万元。邹韬奋立即在《生活》周刊上发表了这篇言论，对其提出了犀利辛辣的批评，反响巨大，也在新闻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今天，社会的进步当然远非邹韬奋生活的时代所能比，但他当年的质问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对于黄家“千人丧宴”我们仍有诸多疑问：身为党员干部的黄家孝男孝女，不会不知道中央严禁党员干部利用职权大办婚丧喜庆事宜的纪律规定，但何以顶风而上？既然永善县政府有规定当地县城的人死后都要按规定送到慈安堂去“简单办丧”，当地各界人士特别是县政府有关部门对黄家大操大办的行为为何不加制止反而“趋跑恐后”？
特别值得怀疑的是，黄家特地设立了两个收银台由自己人负责收礼金。公众有理由质疑，黄家大操大办葬礼涉嫌权力寻租，甚至有以办丧事收礼敛财的嫌疑。
因此，黄家的“阔气丧宴”，恐怕不仅仅是“如果不把丧事办得风风光光的，几个儿子脸上确实有些挂不住”这么简单了。显然，与普通老百姓不一样，官员大操大办宴席往往不仅仅是为了面子，可能还蕴藏更复杂微妙的原因。
实际上，早在2008年10月，云南永善县公安局右岸分局政委阙隆宽嫁爱女，婚宴在县公安机关办公大院举行，喜宴规模600余桌，参宴人数上千，有法官等公务人员参与。媒体披露此事后，阙隆宽被撤职，参与记账的县民政局局长姜光容(阙妻)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免职，礼金予以收缴。
如今，同样是在云南省73个重点贫困县中位居第十四位的永善县，4年后又出现“阔人丧宴”，不得不让人感叹官员前仆后继、大操大办的“坚强决心”。只是，这样的宴席，实在令人感到反胃。
禁令在前，唯有对于顶风操办的党员干部依规严处，严肃法纪，方可整治大操大办的歪风邪气，引导社会公序良俗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