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坊间盛传崔永元炮轰电视收视率，称“收视率是万恶之源”，一时间，应者如云。但后来有人澄清，这句话并不是小崔说的，而是另一位专家与崔同开一个研讨会时所讲，因为小崔太有名，于是便“张冠李戴”了。不过，是谁在诅咒收视率并不重要了，关键是，收视率是不是值得被诅咒？
前两天，我本人写了条微博——
一家普通的商业数据公司，竟然令中国广播电视毫无尊严地彻底臣服，他所发布的“收视（收听）率”决定了广播电视内容的一切走向、以及无数从业者的命运。收视率就是上帝！只有鬼才知道那些数据来源——所谓的收视（收听）器究竟放在哪个人家了。我问了一千个人，都说没放在他们家。是在你家吗？
没料到，我这条随手写的微博被迅速转载，像我一样的从业者纷纷“吐槽”共鸣，最后，连收视率的缔造者——原央视—索福瑞的总经理王兰柱先生也出面回应了，他认为我不够专业，“问了一千个人”这句话，已“涉嫌干扰样本调查”了。
我承认，自己并不是搞统计学的，一条140字的微博，也难免会因“不专业”而误伤科学调查。如果按照统计学原理，样本的代表性由抽样框的准确性及抽样过程的随机性决定，其实，与样本多少无关。在95%置信区间下，600个样本就足够了。而据王兰柱先生所说，各国收视率调查样本的数量：日本6600户，韩国2160户，英国5800户，加拿大4770户，美国20000户。中国（单索福瑞一家）55000户。
我的不少学者朋友，都曾经参与过索福瑞的调查工作，据他们说，索福瑞在上海的收视样本数是3000个，其的抽样过程还是非常规范的，至于样本框的问题，以及网络、移动终端用户不在收视率统计范围内，则是另一个问题，当然，究竟有没有“样本污染”（也就是所谓的样本户资料外泄、播出机构打招呼、做工作，以及花钱买收视率问题），他们也无法保证“不存在”。
必须承认：在大数据时代，关于收视率的统计手段，正在从传统的“电话入户、收视卡填记”转向更新的数字信息技术——譬如在云计算条件下，一切播出内容可以加密或形成二维码，每一个用户只要通过电视播出或网络下载，都可以被海量地记录、集中、归类、分析，移动、电信领域可以做到的，那么广电系统为什么就不可以做到呢？
确实，收视率应该由第三方公司独立调查发布，但是，当两年前AC尼尔森公司宣布退出中国收视率市场调查领域之后，全国就唯独剩下了“央视—索福瑞（CSM）”一家独大，而这一家无论自称多么规范公正，也缺失合理的监控与认证。当你看清它是一家播出机构的下属子公司，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春晚”的收视率会达到98%这么一个匪夷所思的高位。对广播电视内容影响力的测定，“收视率”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若放弃收视率考核，广播电视节目就往往被更多的领导主观意志所控制，当年重庆电视台的“唱红试验”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就算你要弘扬社会主旋律，也得注意传播效果，“传播无效、等于无聊”。所以，我从来不反对收视率，就像人们无法否定高考成绩对社会公平性的维护一样！但是，收视率市场不应该只有一家调查公司说了算，《反垄断法》首先要破除的就是“只有一个老板”，必须引入竞争机制。
另外，由于广告商投放的唯一标准就是收视率，“唯收视率论”也长期成为广播电视机构单一的评价标准，这令内容传播的多样性正被残酷地摧毁！
因为主流广播电视机构的“面目模糊”，就难免造成从业者为了短期业绩（或者是政绩），追求高收视率，庸俗化、媚俗化泛滥，甚至不惜对样本户家庭“做工作”，更不排除某些播出机构花大价钱利用“寻租”来改变真实的数据。
这绝非杞人忧天。
所以，收视率不可废，但“唯收视率”的指导思想必须摒弃，这也是广播电视下一步改革的要害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