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今年来得更为猛烈,各地各式各样的阵前“应急方案”也层出不穷。例如北京市制定了《北京市空气重污染日应急方案责任分解表》。广受关注的“公务用车带头停驶”就明文指定由交管局负责实施,对经信委的要求则是协调落实重污染工业企业污染减排措施。住建委负责督促施工单位控制扬尘乃至责令停止土石方作业。同样,此次雾霾指数最严重的石家庄也制定了9条对策,和北京一样也要求30%公车停驶,加大公交运力,治理污染企业等等。
各个城市的对策大致类似,这也说明地方政府已经看到了问题所在。只是这些政策大多没有新意,仅仅只是临时措施,等待天气好转大可好了伤疤忘了疼。因为,表面上看这些政策力度很大,都有具体负责单位,甚至如北京把停驶的公车牌照还输入了交管局数据库,以便精确打击,但实际上并不能治本。譬如上述新闻中所列举的三条:交管局是启动不了公车改革的;经信委对节能减排、转变增长方式也是力不从心;住建委可以让一些工地暂时停工,但是对房地产拉动的城市无序扩张却毫无霹雳手段。
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在治理雾霾方面还没有长效、有针对性的应对。每到大敌当前才急着成立“指挥部”、“办公室”,显得孔武有力,其实外强中干。对付雾霾,仅靠行政手段是不够的。必须要有法治手段和科学手段。不少专家近来呼吁尽快出台我国的“清洁空气法案”。因为,几十年前英美等国针对雾霾天气,相继出台《空气污染控制法》、《清洁空气法》、《空气质量法》等等一系列法案,此后经过多次修订完善,不仅明确了全国境内空气中主要污染物最大含量标准,还对政府达标设定了明确期限,对各行业的责任进行了分解和明确。如今每隔5年还要复审,加强条例。治理雾霾必须做到有法可依。
另外,光靠官员治污不行,要请出科学家。例如为了治理空气颗粒物,美国启动了长达16年的“哈佛六城市研究”。虽然耗资不菲,但研究结果物有所值。再譬如德国和俄罗斯,近年经过新能源的推广和知识产业的转型,空气污染大为改善。还有,城市化是否只能复制纽约香港模式?看着千篇一律的中国城市,也许我们忘了环境和人类和谐共生的都市大有人在。
吃点速效救心丸也许是无奈之举,但清洁的环境还是需要日常的保护和监管。按中医的话说,要阴阳平衡、自然和谐。毕竟“战时状态”只能治理一时,科学发展才能治理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