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中国高扬反腐大纛，外界好评如潮。最高法与最高检年底联手出击，公布《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解释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在一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司法此番祭出重手，对行贿者不再姑息养奸。
若问各类腐败犯罪，哪一种案件数量遥遥领先，洞见观瞻？答案倒也简单，当然非贿赂罪莫属。因其涉及官员廉洁与否，攸关民心向背，牵动各方神经，影响政权稳定，向来成为刑法打击重点。
不过细究法条，1997年新《刑法》中，行贿罪最高法定刑为无期徒刑，却与受贿罪最高刑死刑，不可同日而语。此外，立法者特意网开一面，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何者为轻，何者为重，一目了然。
司法实践中，重办受贿，轻办行贿怪象丛生，负面效应不一而足，有识之士多忧心忡忡，不以为然。君不见，受贿罪相较行贿罪，无论是立案数量，还是处罚强度上，前者远远超过后者。2000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办贿赂案件9872件，其中行贿案件仅为1367件，占总数13.8%。2003年1月至10月，广州市两级法院共受理贿赂案件136件，其中行贿案件仅28件，不到总数零头；2006年上海市检察机关立案查处贪污贿赂案件446件，行贿案仅47件。
去年6月7日《人民法院报》刊出调研报告，“2009年到2011年中，江苏省常州市两级法院审结受贿案件为70人、76人、63人，但同期审结行贿案件却为3人、10人、7人；从行贿犯罪的量刑情况来看，有期徒刑3人、缓刑11人、免刑6人，缓刑免刑比率高达85%……”数据会说话，两相对比，格外刺眼。难怪，锒铛入狱的受贿者，想到逍遥法外的行贿者，常大呼不公，徒叹奈何？
曾记否，深圳市安远集团董事长陈族远，向云南交通厅长胡星行贿3200万元，创造当时行贿金额全国纪录。让外界大跌眼镜的是，2007年，胡星被判无期徒刑，这位民间有“行贿状元”称号的老板，却全身而退，万人如海一身藏。当地司法部门对是否追究行贿人刑责，“讳莫如深，保持缄默。”有何难言之隐，颇值玩味。
行贿非罪化、量刑畸轻化趋势严重，行贿人行贿的金额比法律规定的立案起点一万元，高上几倍、几十倍甚至更多，却鲜有定罪。坊间甚至不乏为行贿者辩护缓颊之声，如行贿者多被逼无奈，也是受害者，应从宽发落云云。
反腐专家任建明拿出数据，摊在阳光下，痛批此论调荒谬。根据长期调查结论，行贿者普遍会获得10倍于投入的回报，也就是说，行贿的回报是投入的1000%。在一项交易中，获利最多的不是受贿官员，而是行贿者拿到了收益“大头”。如此看来，行贿者主观恶性与社会危害性不言而喻，焉能一味曲意回护？
放眼国外，各国反腐立法，行贿者入罪严惩已成趋势。对二者打击力度之拿捏，各国立法略有不同。有采用等同制的，如法国刑法第179条，意大利刑法第321条；有采纳行贿轻刑制的，德国刑法第322条和334条，日本刑法第198条；瑞士刑法第288条和315条。还有对法官受贿及行贿特设重刑者，如德国刑法第334条，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130条。一言以蔽之，行贿与受贿者同受惩治，对行贿宣战，行贿零容忍乃普遍共识。
近年，媒体争相报道一起大陆公民境外行贿案。2006年12月，一名内地女博士生，行贿香港城大老师，希望漏题。老师不假辞色，第一时间向廉政公署举报，女生被法院以行贿罪判刑六个月，国人震惊不已。法不容情，对行贿露头就打，引发深思。
不打击行贿，就不可能遏制受贿，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减少贿赂犯罪。可喜的是，2012年最高检工作报告透露，去年检方加大惩治行贿犯罪力度，对4217名行贿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比增加6.2%，未来前景可期。
行贿不止，贿赂难除！行贿戕害国家公务人员廉洁，攫取大部分腐败收益，给国家与民众带来莫大损失。面对嚣张的行贿者，法律大棒再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势必危害法治尊严和社会公平。期待立法者织密法网，司法者重拳出击，全社会凝聚共识：向行贿者说不！行贿零容忍！（俞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