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河南郑州一座立交桥下，农民工刘红卫在露宿20多天之后身亡。12月12日，同样是郑州，一名中年男子在路边坐了三天三夜以后身亡。
农民工刘红卫的孤独离世已经让公众感到震惊，而眼下这名无名氏农民工的离去，更是深深刺痛了人们，成为社会不堪承受的重负。这些次第发生的悲剧，就像一个个刺目的惊叹号，以生命陨落的极端方式向人们告白，城市里、寒风中，还有农民工这样一个缺乏遮蔽的群体，他们正徘徊在生与死的边缘，期待着城市向他们张开保护的臂膀。
从不断披露的新闻事实看，城市并非完全无动于衷，冰冷坚硬。诚如现场目击者所言，120来了，110也来了，民政局救助站也来了。不仅如此，这个城市还有很多心地善良的普通人，一瓶热水、一件棉衣，他们也曾为这些农民工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表面上看，方方面面似乎都尽力了，尽责了，尽心了，然而，这些救助并没能挽回他们的生命。
实际上，这些农民工死亡的悲剧，折射出来的是这一群体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艰难挣扎。
其一，这些年来，国内很多城市都建立了一套还算完备的救助机制，应急救助、民政收容、社会救助等等。这些制度尽管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为贫弱者提供一些援手，但如果放置到中国大规模城市化的宏阔视野来看，则显然有些单薄，很难产生真正助力。
现有的救助设计，更多是出于优化美化城市形象的考虑，而非真正从农民工的实际情况出发，提供更体贴、更人性化的服务。其救助的目的仍是希望这些人最好离开这个城市，这个过程越短越快，则救助的积极性就会越高。而这，与农民工进城打拼讨生活的初衷并不吻合。很多人为什么不愿意接受救助？因为他们害怕被驱赶，从而失去驻留的自由。
其二，从农民工自身来看，其挣扎的痕迹更为明显。很多农民工进城并无落脚立足之处，很多时候，他们找到了一份工作，就意味着找到了一片屋顶、一口饭食。如果无工可做，则一切都无着落。一方面，这种现状导致很多农民工在就业上议价能力不高，“有活就干”；另一方面，也使得其抗风险能力太过单薄，一点风寒袭来，即可造成灭顶之灾。
城市现有的“屋顶”太昂贵，四处打工的农民工很难为自己找到这样一片天。当露宿成为一种生活习惯，甚至是一种生活的必须时，则其原本脆弱的生命之光，当然也就随时有可能熄灭。立交桥下的冬天，当然难过。我国城市化进程正在持续加速，按照规划，在未来并不遥远的日子里，还将有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涉身其中，城市对此应有一种紧迫感。
那么，如何才能让城市的冬天不难过？一是制度发力，城市政府应该拿出更多的善意、更积极的努力，让救助制度能够真正为转型期的农民提供切实的帮助，祛除以往对立的城乡思维，柔化城乡边界，构建起和谐的新型城乡关系；再是社会也应该多些作为，社会组织应该充分发挥其联系广泛、信息丰富、组织健全的优势，帮助农民工克服现实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