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钱江晚报》A10版报道说，三年前“开胸验肺”的农民工、尘肺病患者张海超希望有人能收留他六岁的女儿，“能在我离开以后，善待我的女儿。” 张海超对记者说，3年前和他一样患尘肺的工友都已经陆续离世，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不知道还有多长时间。“我父亲一只眼睛几乎瞎掉，母亲胆囊切除手术后生活不能完全自理，我现在生活能自理也已经是极限了。”今年6月张海超的妻子跟他离了婚。贫病交加的张海超，家庭解体已成定局。
读了报道，想起一个词：“人口红利”。按照一般解释，“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通俗点说，就是不但劳动人口多，而且劳动力比较廉价，因此商品成本相对就低，这是服装等低端“中国制造”在世界市场上有价格优势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口红利”基本上是由张海超这样的亿万农民工所提供的，他们不但提供了廉价劳动力，还提供了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但是他们所获得的收入跟自己的付出却往往不成正比。在来日无多的时刻，张海超六岁女儿的未来还没有着落。如果对张海超的那些因尘肺病已经离世的工友家庭做一番采访，我们还能听到更多的悲惨故事。换句话说，提供了“人口红利”的张海超们，就是“红利人口”。利润背后是成本，张海超们就是经济发展的“低成本”，连做一个职业病鉴定都那么艰难。这就是他们的人生。
有“红利人口”，就有“获利人口”，即享受红利的人口。凡是物质生活比以前好的人口，都是“获利人口”，他们中获利最多的有多少，没有多少人知道，可以肯定的是，像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即“杨表哥”，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番禺分局政委，即拥有22套住房的“房叔”蔡彬，都是攫取红利较多的人群。他们所享受的“人口红利”，也许就是张海超们这些“红利人口”所创造的，只是，经过一系列变现过程，即生命变为劳动，劳动变为利润（数字），利润又变为个人存折上的数字，又转换成豪宅宝马美色，数字背后的血腥味已经被过滤得干干净净了。城市里的人们，在繁华的商场里购物，在风景优美、设施完善的公园漫步时，不会想到，自己所享受的现代化的环境，是那些不知现代化为何物的农民工和他们的家人用他们暗淡无望的人生换来的。
也有一些农民工，有幸进入一个较好的、较为人道的打工环境，获得了向上发展的机会，有的当上了企业干部，有的当上了人大代表，进入了精英阶层、主流社会，有幸免于张海超式的命运。但是，这类人的绝对数很低，在整个农民工群体中所占比例也极低，不能代表整个农民工群体的命运，对改变这个群体的命运意义不大。
如果最后有人收留了张海超的幼女，并为她提供受教育的机会，那么，张家总算还留下一颗根苗，张海超还能带着些许安慰告别这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