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拟开全国先河，对市民文明行为规范立法，49种不文明行为列入“拟处罚”名单。拟将社会服务令、降低信用等级、刊登道歉声明等新手段列入处罚种类。这些借鉴了新加坡等地的做法的法规，能否适应现阶段我国都市社会的管理实际？会不会水土不服？
“社会服务令”治不文明很对路
程绍德：既然警告、罚款、批评教育等对不文明的违法当事人起不到应有的震慑作用，就必需采取其他有效措施，而强制乱扔垃圾等不文明的违法当事人从事公益劳动，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好办法。一方面，让违法者从事有益于社会的各种公益劳动，可以弥补其因违法行为而给社会和个人造成的损害；另一方面，通过捡拾垃圾等公益劳动，也可让违法者体验到环卫工人的辛苦和乱扔垃圾的可恶，以后注意约束自己的行为。
百文不如一剑：一般情况下，乱扔垃圾所受到的最大处罚就是被罚款，可实际上犯了错误的是人而不是钱，罚款正好忽略了“人”这个犯错主体，让“钱”这个客体代为受过了。深圳拟立法强制乱扔垃圾者从事公益劳动，正是从教育人的目的出发。我觉得，深圳的做法正好弥补了我国法制建设在处罚手段上的一个空白，它让冷冰冰的制度规定有了生命的质感，有了人情的味道，这也必将收到良好的效果。
会不会出现“看人下菜碟”现象
野岭跑狼：从理论上讲，把参加公益劳动作为对乱扔垃圾不文明行为的惩罚，是一举多得的好事，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一制度真正实施起来会有很大的难度。首先，乱扔垃圾由谁来监管？是公安，还是市容管理者，还是环保部门？如果大家都来管，会不会形成谁都不管的局面。其次，究竟怎么来管？是让那些穿制服的人站在大街上盯着吗？我们知道，乱扔垃圾的人，一般不会在执法人员眼皮子底下“作案”，如果执法手段不够得力，很可能漏网的人会多过落网的人，这不就成了“隔墙扔砖”吗？再者，执法部门能否一视同仁？新的规定给了执法人员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就很容易形成权力寻租、以权谋私的空间，面对熟人和生人，执法结果就难免不一样，这样的执法能服众吗？总之，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这个法规就很难落到实处。
晴川：新加坡重视法律的规范教育作用，前提就在于他们执行有力。但在我国，现实中的“人情执法”可谓比比皆是，并且根深蒂固。比如违章罚款，有时候，是否被处罚往往取决于执法者的心情和完成任务的情况，甚至还有被罚者的身份以及与执法者的交情深浅等等。对乱扔垃圾者强制从事公益性劳动，会不会出现“看人下菜碟”现象？
任何形式的自由剥夺当慎用
凌心园主：从法治的角度来说，社会服务令的使用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简单。在各国的司法实践中，对社会服务令的定义通常是一种刑罚，是替代监禁的一项判刑选择。社会服务令规定相对人需要在指定地点，完成一定时长的无薪社会服务工作，因此违法者活动自由会受到限制，也剥夺了部分自由时间。而任何形式的自由的剥夺，从法律意义上来说都是非常严重的惩罚。而深圳将社会服务令列入了对不文明行为（注意，不是违法行为）的处罚措施，这让人难免有处罚过重的担忧。另一方面，从新加坡、香港等地的经验来看，实行社会服务令，需要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和与之配套的人员机构。比如香港，就有社会福利署中训练有素的社会工作者担任的“感化官”和司法机关配合，专门从事社会服务令的执行。如果深圳要借鉴社会服务令的使用，必须同样有这些配套的程序和人员，否则有法律却难执行，恐怕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潜海龙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