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男子王某在银行购买理财产品，银行延后两天才支付他红利。认为被侵犯了合法财产权利的王先生将银行起诉到丰台法院，要求支付红利的孳息及相关赔偿。丰台法院最终判决银行按照活期存款利率的四倍给付王某孳息0.29元，但驳回了男子对交通费和误工费等的诉求。（7月18日《北京晨报》）
这位客户诉诸法律，实在是银行所迫。由于从储蓄所那里问不到结果，“王先生多次找到银行客户服务热线等部门，历时一月有余，终不得结果，在此期间，银行既不解释也不认错，始终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让王先生十分气愤。”
为维护投资利益，其实主要也是对银行的态度不满，王先生起诉至法院，要求银行就擅自迟付红利一事作出合理解释并道歉，按照活期存款利率的四倍给付迟付红利的孳息0.29元，承担王先生为解决此事发生的交通费200元、通信费30元、误工费700元。
但法院认为，银行已经对迟延两天支付红利作出了解释，满足了王先生的诉求。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定方式中并不包含赔礼道歉，因此，王先生要求银行向其赔礼道歉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王先生要求银行支付交通费、通讯费、误工费证据不足，法院均不予支持。
不知道获赔0.29元的结果，是否会让王先生后悔打这场官司。确实，“按照活期存款利率的四倍给付迟付红利的孳息”，这应该是有约在先，王先生也知道只能得到这样的赔偿。但是，王先生为获得这样的赔偿而付出的其他成本，比如费用，比如时间精力，如果被忽略不计，那么，显然不能称为胜诉。
法院的判决当然以法律为依据。但这并不意味着银行可以推卸自己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比如，银行明知王先生这“一月有余”的维权过程，却坚持只承担0.29元的赔偿，于心何忍。而且，这还有可能给客户这样一个暗示，即使0.29元的赔偿，也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因此，无论如何，客户不是银行的对手。（钱夙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