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番禺区从去年开始，在全区的14家公办幼儿园中，拿出包括直属机关幼儿园的3所幼儿园作为改革试点，以摇珠派位的形式，拿出学位对社会公开招生。“机关幼儿园是为机关的孩子举办的，为什么现在要拿出学位抽签？”在对社会开放的过程中，有公务员表示各种不理解，一时难以接受。（7月16日《南方都市报》）
就在今年1月份，广州市财政拨款8300余万元给9家机关幼儿园的新闻引发了不小的质疑。而在2009年，这一数额是6000万元。正如广东省政协委员吴潭伟所说的，财政拨款是全体纳税人的钱，机关幼儿园不应该只供少数人专享；但实际上，这9家幼儿园均属“事业单位属性”，在政府的“预算编制”当中，它被视作事业单位，补贴本身“又并无不妥”。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个矛盾的结果，是原有制度框架下对幼儿园的分类管理落后于现在人们所要求的教育格局。对落后于时代的东西，肯定必须改变。
依照公共财政理念，政府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应当是全民共享。如果在蛋糕做大的同时，没有把蛋糕公平的分配好，这样的学前教育依然谈不上本质上的改变。如今公办幼儿园名额紧俏，大量资源向更加封闭的机关幼儿园倾斜，而民办幼儿园要么收费昂贵，要么资质难以保证。一个孩子若不在特定招收对象范围内，想读好的公办幼儿园就要缴纳数万元不等的赞助费；想读好的民办幼儿园就要承受一个月数千的学费，横竖都要被宰一刀。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正是公办幼儿园的不开放和高壁垒导致了适龄儿童与幼儿园之间的供需失衡？进而导致了民办教育机构的羸弱与畸形？
改革是为了革除积弊，可务实地看，积弊不可能一劳永逸的就清除掉。从完全封闭到“半封闭”，公办幼儿园尤其是机关幼儿园招生走出这一步既是必然，但也殊为不易。我们应当抱着支持的积极态度去看待这件事情。普通公众需要付出较长的时间去等待和推动，原先受益的群体则需要逐渐摆正心态、学会约束权力、接受人们对起点公平的要求。从整个社会层面看，制度性的不公当然不仅仅体现在公办幼儿园的特殊化上面；但当公办幼儿园开始走向平等招生的时候，所有的不公正无疑正在一点一点的瓦解。广州市针对学前教育的变革，无论效果如何，都应当引起同类城市对此问题的重视，迅速拿出诚意来、拿出方案来，回应民众对教育公平的期待。(林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