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济南一名城管要对一位抱着三四岁孩子的女商贩扣留时发生争执。争执中女商贩抱着孩子给城管下跪,城管见状也向女商贩跪下。事后城管称，下跪是为了与对方“平等对话”，也怕对孩子心理产生不良影响。（5月6日《齐鲁晚报》）
女商贩抱着孩子跪求城管，城管见状以跪还礼。此举在很多人看来避免了事态的恶化，也传递出城管与小贩人格尊严上的平等。但事实上，身体具象的平等不代表双方话语地位的平等，“下跪执法”也难以破解城管与小贩那漫长的街头拉锯战。不论跪与不跪，中国的社会结构依旧一如既往地痉挛。
在过去，城管与小贩的冲突如同宿命，这两个群体陷入一个互相伤害的死结。城管如果没有把自己的行为约束在“文明执法”的范畴内，就通不过人们关于道德正当性和心理合理性的检验。加上人们对不受约束的权力的憎恶，小贩往往能获得民众的社会支援，一起形成一个谴责城管的心理共同体和舆论阵线。
但客观地讲，城管队伍的实际情况，和他们的“公众形象”并不一定相符，也就是说，并没有像呈现在公众视野中那样“坏”。但一些“野蛮执法”的情况，特别是打伤人、打死人的刺激效应，对社会心理构成强烈的冲击。于是，这种“形象”，通过在公共领域的传播，也就成为城管整体形象的具象化符号。
城管的这种形象使它付出了巨大的道德成本。无论在心理上如何，在道德上他们确实是“弱势群体”。2008年，武汉一位10岁的小学生，因为父亲是城管，在学校遭到同学的指责和鄙视。有一位城管父亲，他感到自卑。
在城管形象的焦虑中，政府采取了温和的方式，比如加强城管与小贩的沟通，增强双方的理解；比如组建“美女城管”，利用视觉效应来消除城管形象的“污名”；而像广州、北京等城市，则设立了“城管开放日”，给市民与城管的互动，以及积累情绪的舒缓提供了制度空间。甚至就如同这次在济南，城管下跪向小贩还礼，出发点同样如此。
然而，即使城管“下跪还礼”，仍不能解决城管体制所产生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就其深层逻辑来说，并不是来源于城管是否文明执法，而是来源于政府在城市化、市场化、现代化过程中权力的“城管思维”——对秩序美学的渴望、权力不受制约、按自己的意志对经济社会结构进行塑造。
小贩群体始终是这个体制的“他者”，是权力基于自身的美学秩序和利益所支配的客体，这一权力支配过程，无论是体现在“管理”还是“处罚”上，都是单向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下跪还礼”也就只是以个案存在的道德救赎。而根本上，城管与小贩不论是哪一个，都要牺牲自己生存的饭碗来结束街头的拉锯。
事实上，一种城市社会秩序的形成，并不能主要由政府强力规划和整治，它们仰赖于人们，包括小贩在市场和社会互动中，在容忍流动性、差异性基础上的自发形成。这样形成的城市秩序，既能够具有社会管理的功能，同时又有持久的活力。
不论是背负生存压力的小贩，还是陷入道德困境的城管，都需要“解放”。尤其是城管，必须从对“人”的管理，解放到对“事”的服务。无论如何，它提供的应该是城市社会秩序形成和稳固的基础条件，而不是这个秩序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