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的定价机制，需要综合考虑工作强度、舒适度、福利待遇、就业稳定性，而不仅仅只是一个单价。劳动力的价格问题，还是应该从劳动力市场需求和供给的角度来解释。

　　●主持人：本报记者　支玲琳

　　●嘉 宾：陈钊（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解放观点：“包食宿、五险一金、底薪加提成……”尽管开出的待遇优厚，但仍然很难真正改变近年来餐饮业缺服务员的状况。现在，城市服务价格的上涨，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对此您怎么看？

　　陈钊：就个案而言，这样的舆论氛围有可能会改变一些人的心理价位，或者雇主会觉得，如果不涨工资，也许会留不住人。但我认为，既然这已经成为一个长期趋势，就不能从个案的角度进行解释。劳动力的价格问题，还是应该从劳动力市场需求和供给的角度来解释。

　　就供给而言，“用工荒”这些年已经反复被提及，不必赘述。从需求的角度看，这个现象本身也折射出城市社会变迁。以家政服务为例，如果要给一个抽象化的界定，就是家务劳动的一种外包。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种外包并没有大规模出现，大多还是由家庭成员自己承担；但如今，这种外包服务不仅已经成为城市家庭的普遍需求，而且价格还在持续攀升。归根结底，因为城市人的收入本身也在提高，而生活节奏也越来越快。在这种情况下，自己承担家务，这个机会成本其实很高。

　　当然在以前，这样的工作很多是由父母长辈来承担的。为什么这种情况现在改变了呢？有两个原因。一是大城市的结婚、生育年龄，总体来讲比较晚。这样一来，上了年纪的父母的体力也有限，承担不了这样的工作。此外在大城市中，大量人口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很多都是新移民。受住房条件、地域远近的影响，上一代也难以就近帮忙照顾。

　　伴随着城市化以及收入的提高，人们的需求的上升，主要就是体现在服务上。因为其他的需求，比如衣食住行，其实都是相对稳定的。从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服务价格的涨幅甚至会超过一般工资涨幅。因此，城市服务业价格近年来上涨较快，其实并不意外。

　　解放观点：您认为这种高价现象是否存在非理性成分？

　　陈钊：有时候，我们不能光看单价，要看劳动强度。劳动力的定价机制，需要综合考虑工作强度、舒适度、福利待遇、就业稳定性，而不仅仅只是一个单价。

　　究竟怎样的价格上涨才算理性？其实并没有一个定量的标准。举个例子，但凡和育儿相关的，收费都很高。举例来讲，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有些早教课程收费高达数万元，但事实上这样的服务很可能并没有体现出应有的专业素质，工作强度也不算高，但家长还是愿意在孩子身上花这个钱。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说它不合理，因为这是市场自主调节和选择的结果。

　　我的判断是，虽然这几年城市服务类价格在不断上涨，但总体来讲，还是与城市生活的成本、人均收入的上升，大致保持了一致。虽然大学生刚毕业找工作，收入可能还不如一个家政服务员，但不能拿这个起薪简单作比较。因为在大城市里，受过高等教育的就业者很多，竞争非常激烈。有时候，他们为了得到一份非常有潜力的工作，甚至愿意起薪低一点。可一旦进入工作阶梯，未来收入上升空间还是非常大的。这种简单的比较，其实并没有意义。

　　解放观点：按照目前的上涨趋势，未来享受服务，比如用钟点工对普通的城市人来说，会不会成为一种 “奢侈”？

　　陈钊：在发达国家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你如果跟外国人说，我家里有一个housekeeper，人家会很吃惊，因为在国外这是很奢侈费钱的事情。但目前在国内，用保姆已不罕见。在美国，像管道工这样的蓝领，年收入高过大学教授，或比肩教育部长，也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对生活舒适度的追求会越来越高。所以，越脏、越苦、越累的活，越是没有人干。在西方发达国家，服务的需求不断上升，而提供服务的劳动力供给减少，于是成本上扬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当然，中国的发展实在太快了。一代人，实际上是经历了在西方社会可能需要几代人才会看到的事情。在西方，可能爷爷辈的人会告诉你，那时候我们请保姆是很便宜的。而在中国，你自己就会发现， 10年前请家政服务很便宜，现在越来越贵，甚至根本请不起，短短10年间让你体验这样的改变，这种对比感受会非常强烈。

[责任编辑：张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