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一位88岁的老人在菜市场口摔倒后，围观者无人敢上前扶他一把。1小时后，老人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9月4日《成都晚报》）
一群人看着老人死在自己面前，无人伸手，人人自危。最动听的理由是，“彭宇案”后好人心死，复活不易。最铿锵的佐证，是江苏南通的“坏老太”，因有随车视频监控在，最终讹诈好心司机未遂。于是，这就产生了瓦解道德的两把利刃：一是此起彼伏的“道德死”；二是屡见不鲜的好心无好报，更灭了众生心中那一点善念。如：江苏镇江杨老先生晨练时帮扶醉酒男子，不想被误认为是小偷而遭暴打。帮人、救人，似乎已经不单单是物质风险这么简单的事情，道德成本正在戕害社会的道德行为。
其实，所谓道德滑坡，只是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必经阶段，是打破旧道德体系、重塑新体系的过程。经济社会不够发达的时候，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都是乡里乡亲、左邻右舍，熟人关系约束每个个体不可能不讲道德，这种道德他律说白了就是“大家都认识你”。而随着社会发展，人口流动的增强，陌生人社会则很少有道德的外部约束，即便见死不救，也没人认识你、批判你，道德行为完全依赖自律，这就是所谓“人心不古”的根源。
那么，人人自危的逻辑成立吗？对于本来就不准备帮助别人的人来说，“自危”不过是标榜自己道德优秀的面具，因为即便道德行为不存在被讹诈、被误解的风险，它也未必产生道德行为。对于心存善意、乐于助人的人来说，自危是一种可以忽略的成本，因为任何道德行为都要支付成本：扶老人过马路可能遇到交通事故、跳水救人可能有溺水的风险……但恻隐之心大过风险考量时，你还是要伸出双手扶危济困。对于想做好人又担心好人难做的人来说，自危之下，起码还有次优选择，比如拍照自证清白，或者找路人见证——总之，眼睁睁看着老人惨死街头，很难以人人自危的理由搪塞而过。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我们吁求道德，却又用所谓人人自危的盔甲卸去自己在道德行为上的义务；我们渴望道德，却又在实践道德行为前放大了若干极端的风险成本。其实，最安全的道德就是无道德，见死不救、见危不扶，人人都可能毙命于马路、横尸在街头。这样的道德现实，果真是我们所欲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