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红十字会通报卢湾高额餐费调查及处理情况，称资金渠道为工作业务经费，并非救灾救助款。已责成超过接待标准部分的7309元由个人承担，并在全市系统内通报批评。（4月16日东方网）
“万元餐”曝光了，属实了，退款了，并由个人承担了。如此迅速处理，似乎合乎民众期待。你看，善款也没浪费，当事人也受到责罚，还有什么不满呢？显然，这只是停留于表面的一种处罚，对“万元餐”的责问，不能点到为止，类似事件，如果取决于是否曝光，那对慈善的伤害依然很深。
故而，我们应该正视“万元餐”滋生背后的土壤，并对这“对症下药”，这才是治本之策。“万元餐”能滋生，还是源于信息不透明，公众无法获知善款每一分钱的去向，自然无从监督；“万元餐”能引发热议，则源于公众对慈善的焦虑，公益慈善事业信任缺失，丑闻不断；另一方面，那些急需救助的人又让我们充满同情。
信息的不透明与公众的焦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假如善款信息透明，公众既能知道多少人捐了多少款，又能知道慈善机构本身提了多少钱，剩下的资金又流入何方，真如此的话，公众的焦虑就不复存在。因为我们能充分发挥监督职能，相关人员也不敢伸手，因为伸手必被抓。可惜这样的正当程序在今天却成为一种奢侈，甚至于盖茨来中国告诫我们，中国慈善需要公开，让公众能随时查阅。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才使得各种另类慈善琳琅满目。陈光标的“暴力慈善”尽管争议连连，却依然饱受关注，未尝不是公益慈善贫瘠的缩影；而曹德旺的“史上最苛刻捐款”，也让我们明白，慈善本身还有着极大的灰色收入地带。这些慈善模式，只作为一种互补与矫正存在。但在我国，它们反而成为众人皆知的话题，这无疑表明我国的公益慈善事业，无论是在机制上还是在管理上，都不尽如人意。
如今要论述中国慈善还处于贫瘠状态，用善款多少来比较，我觉得还不太合理，因为各国的人均收入与国家GDP有差距，这就使得二者可比性较差。但对慈善从业人员数量的比较，却足以见证一个国家慈善事业的发达情况。2009年，中国的基金会有1843个，人数不到两万；而美国的慈善组织超过100万，从业人员则超过900万。这足以说明，中国慈善事业土壤的贫瘠，而“万元餐”的草草了事，更为此增添了新注脚。（龙敏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