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不管是“深圳速度”，还是“昆山现象”，这些地方的快速崛起，依靠的就是优惠的政策、灵活的机制、配套的服务营造了一个低交易成本的环境，为经济发展和企业成长提供了一个自由的空间，从而汇集了人才、资金、技术、资源等方面的优势。浙江过去经济发展的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在这里。当前，由于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影响，我省外部经济环境异常复杂，经济增长面临较大压力，面临“宏观复杂、微观困难”相交织的局面，虽然经济运行总体良好，但外贸出口困难、工业下行趋势明显、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加剧，保持我省经济平稳增长、加快转型升级任务十分繁重。浙江原先存在的发展优势逐渐丧失，企业的发展受到一定影响，迫切需要营造良好的企业发展环境，打造浙江发展新优势。
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提供了一种难得的倒逼机制，客观上为我省进一步解放思想、改善发展环境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我们要通过宣传引导，进一步把全省人民的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精神和省委工作上来，把营造良好环境、助推企业发展真正落到实处，推动全省各地在改革创新、下放权力、优化服务、改善环境上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和成效。在当前互联网深度介入新闻事件，对企业发展环境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更加迫切地需要主流媒体以自身的权威声音，坚守责任，正本清源，报道真相。企业发展中存在问题和矛盾纠纷，这是经济交往过程中客观存在的现象，新闻媒体要正确认识，把好导向。要实事求是地报道真相，而不是捕风捉影、扭曲事实；要从爱护企业、帮助企业解决困难的角度进行报道，而不是吹毛求疵、放大问题；要坚守社会责任，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是为蝇头小利所左右，放弃了报道事实真相的职业底线，给企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改善企业发展环境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也是一项长期任务，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多个环节，政策性、政治性都很强。企业作为社会的一个细胞，其经营业绩的好坏，甚至生死存亡都深受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尤其在经济大环境不好的时候，企业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会更加敏感，也更加需要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和深刻分析。美国思科公司总裁钱伯斯曾经断言：“新经济时代的竞争已不是大鱼吃小鱼，而是快鱼吃慢鱼。”这句话生动地说明了信息时代环境下，信息对企业的极端重要性。在新经济时代，企业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只有那些反应迅捷、行事果断的企业才能先人一步、抢占先机，掌握市场竞争的主动权。新闻媒体要充分发挥自身在掌握信息方面的优势，加强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和报道。既要客观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准确反映我省经济运行基本面，引导人们增强对我省经济发展的信心，又要科学把握当前经济发展的趋势，及时分析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化，解读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与企业经营活动息息相关的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企业的经营活动提供决策参考，把握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新闻工作服务企业发展，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做好新闻宣传报道，营造良好舆论氛围。要加强对先进企业和企业家典型的宣传。既要大力宣传全省各地企业抓住市场机遇、坚持质量品牌、创新经营模式、实现转型升级的成功经验；也要充分展现新时代浙商面对困境、临危不惧，执着坚毅、艰苦创业的精神力量；更要充分宣传那些在困难面前仍然关心员工生活、心系困难群众、热心公益事业的优秀企业和浙商代表，充分传递信心、给人启迪、鼓舞士气，激励企业经营者振奋精神、共谋发展。
要注意做好突发事件和热点舆论引导，避免出现社会舆论的“偏激共振”。在突发事件和热点舆论传播中经常会出现一种“偏激共振”现象，局部问题放大成全局的，可控的小问题传播成致命的、不可控的。“碘盐防辐射”掀起的食盐抢购风波、“山西地震”导致的成千上万市民露宿街头、“超级病毒”引发的抗生素忧虑等等，都反映了舆论传播中存在的“偏激共振”现象。一家企业一旦陷入这种“偏激共振”之中，那造成的损失是不可想象的。
比如前段时间媒体对食品添加剂的报道，造成了食品添加剂恐慌，给整个食品行业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吴晓波著的《大败局》一书中，列举了10个曾经红极一时的大企业失败的案例。其中几乎每一个曾经是优秀的企业在临死前的临门一脚都是媒体踢的。其中最著名的案例为三株口服液，这个当年红遍全国，创造了巨大就业岗位和社会效益的企业，在发生消费纠纷时，由于媒体的偏激报道而遭遇了灭顶之灾。
因此，新闻媒体对涉及企业的突发事件和热点报道要格外谨慎，要时刻铭记自身的社会责任，发挥好“稳压功能”。要传播事实真相，而不是夸张炒作；彰显建设性报道，而不是片面揭丑曝光；倡导社会互信，而不是放大恐慌情绪；引导社会舆论，而不是迎合偏激观点。在报道事实真相、满足受众知情权的基础上，要审慎衡量报道的社会效果，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为企业提供一个走出困境、健康发展的外部舆论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