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之计在于春。春暖花开之际，读到专家对形势的预测，有些联想。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始于近代的‘飞天鹅模式’（也被称为‘雁行模式’）中，中国曾经是‘跟班的天鹅’，现在即将成为‘领头的天鹅’，在今后十年会出现工业化第二个黄金时代，转型中有可能新创造8500万个制造业新就业岗位，其规模远远超过起飞时的日本”，而成为“领头天鹅”的条件是：握有核心技术。又有知名经济学家说，二战以后，随着信息产业和科技的发展，重工业这个概念就变得不那么清晰了。比如先进的机床，价值里面最大的一块是数控部分，而且那块板上的芯片主要的价值是软件，不在那点硅。即，获利关键不是掌握制造过程，而是握有核心技术。
经济学家的分析很有道理。以前人们把工业化阶段分为三段：前期轻工发展阶段、中期重化工业阶段、晚期深加工及服务业发展阶段。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曾有过工业化阶段比例计算的研究，被称为“霍夫曼比例”，一度成为共识。依据此方法观察，各种数据反映，中国处于重化工业阶段。而从林毅夫等学者的研究来看，新的研究方法是抓住核心技术。
现在，制造业中有服务业的比重，制造业产品中有软件的比例。由此来说，“转型发展”停留在一般理解上，比如简单地说降低某些制造业的比重，就不够、甚至有偏颇了。深入分析，主要应该：一是在制造的产品里增加更多的科技含量，尤其握有“中国制造”的核心技术；二是在生产链角度观察，向其两端（研发和营销等环节）多花功夫。这“两端”简要地说是“研发设计和营销”，详细说，则是前端的“研发、设计、标准确定”，后端的“品牌树立、销售、服务”，由此为六个环节，这是盈利主要之处，因为这些环节都离不开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的获得和保护。
这方面我们付出的学费还不多吗？大量的消费品源源不断销向世界各地，而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拥有者、知名品牌拥有者、设计者、营销权把握者们拿了“大头”，我们汗流浃背地拿了“小头”。国际上称这种方式为OEM。其实，OEM与现代工业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些著名的品牌商品制造商，常常因为自己的厂房达不到大批量生产的要求，又或者需要某些特定的零件，因此向其他厂商求助。出于制造成本低廉、运输方便性、开发时间节约等方面的考虑，知名品牌企业一般都愿意找其他厂商OEM。跨国公司在全世界配置资源，中国是土地要素、劳动力要素比较便宜的地区，跨国公司在中国建厂，用他们的知识产权和经销优势结合中国的优势，可以获得可观的利润。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述说，把地球“推”成“平的”的推动力，大多是互联网技术，其中一个推动力是“离岸经营”，即生产要素的组合不是在本国、本地，而是在效益最好的外国、外地。
经历了30多年的努力，我国的对外开放的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如今高科技产品出口有较大起色，但忧的是不少高科技产品如手机、电脑等我们还是没有摆脱“组装”、“打工”的地位，原因很简单，核心技术在发达国家手中。
转型，相应地也可视为两方面：一是制造品科技含量的上升，尤其是自己知识产权的技术增大。加强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是上海“率先发展”的要务，否则如何谈得上“将实体经济做实”呢？二是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广义分析，就是在微笑曲线的两端的六个环节的增强，前端——研发中的新技术、设计中的新创意、标准确定中的话语权，后端——品牌中的信誉积累、销售网的全球占有率、服务的创新。
“创新驱动”和“转型发展”是上海现阶段的发展主线，再分析，“转型发展”与“创新驱动”是相联系的，这种联系表现在创新为转型打下基础，转型为创新提供条件。创新有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和体制创新，“龙头”在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主要表现是：能不能握有核心技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我国“应在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须知，凡是核心技术，发达国家不会转让于我们，而且不仅不转让，还会实施封锁政策。手中要想真的有“硬家伙”，只能依靠自力更生。因此，“握有核心技术”这六个字，应该成为我们下一阶段发展着重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