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近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坦承，中央企业“走出去”工作发展还不平衡，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有报道认为中央企业在海外盲目投资、缺乏监管，造成国有资产流失。邵宁在回应这一问题时表示，的确有少数中央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出现了亏损，但从总体上看，成效还是很明显的。（2月21日《第一财经日报》）
邵宁指出，造成少数央企“走出去”亏损的成因在于境外经营风险防范体系不健全，境外资产管控体系不完善，国际化经营人才短缺、经验不足。
我们注意到，仅去年利比亚战事，就有中海油等13家央企在利投资项目暂停，蒙受巨额亏损。国资委统计的中国中冶、中国建筑、中国铁建、葛洲坝这四家企业，其涉及项目总金额就逾410亿元。事实上，造成央企“走出去”亏损的原因除了邵宁提及的因素之外，还有意识形态偏见、西方既得利益强国“围追截堵”、央企国际化经营能力普遍不足等。
而在海外投标时，一些国内企业为抢夺同一个项目“不择手段”的“窝里斗”现象也屡次发生。例如，澳大利亚皮尔巴拉一处矿山铁矿石收购时，经中国的武钢、鞍钢、宝钢、中钢等央企相互抬价后，成交价格比原来高了三分之一。这种恶性竞争与“自相残杀”有什么区别？如何让“走出去”的企业加强自律并协同作战以形成合力，应引起国资委足够的重视。
另外，包括央企在内的多数“走出去”的企业在国际分工中尚停留在生产加工等低附加值的初级形态，它们的国际竞争力无疑是很弱小的。
在央企海外资产监管方面，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孙南申教授曾建议，管理者应改变目前只重事前风险防范的政策思路，代之以风险的转移、分担和补偿等成本收益方法，构建投资风险的防范与管控的法律机制。财政部财科所陈少强也提出过，在事后风险防范上，应建立起央企与各政府部门联动的海外投资纠错机制。
笔者认为，虽然国资委制订了《中央企业境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中央企业境外国有产权管理暂行办法》，意图加强境外国有资产监管，但问题是，针对不同性质、行业、归属级别的中央企业海外资产监管，假如没有尽快形成部门间系统性协调机制，并联合商务部、外管局、外交领事等部门介入，仅靠国资委自身，其监管效果有可能难以让公众满意。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跨出国门、走向世界、从事国际化经营，是涵括中央企业在内的中国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需要，也是走向成熟的标志，更符合国家利益和战略需要。在企业“走出去”的国际化道路上，香港、台湾积累了许多成熟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很值得内地央企学习和借鉴。
世界不起眼的角落都有台湾同胞在经营。台湾企业在外摸爬滚打，注重“专、精、活”，强调专业性和独特性，特别是在专精化经营方面，有很多西方国际大厂都需要与他们进行策略联盟与合作。此外，台湾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不是“窝里斗”，而是组成一个相互分工与协作的业务网。这种协作的集合效应，使风险得以分摊，海外市场信息、营销、资金和人力资源等也能在互补和整合中共享，从而既防止了同业恶性竞争，又降低了海外经营成本，国际竞争能力自然就强大了起来。
台湾企业的“走出去”经验，值得我们大多数央企借鉴。同时，香港作为全球化最高的地区之一，在资本市场和对外投资与贸易促进方面经验丰富，运作机制健全，也值得央企加以汲取。
笔者相信，借鉴港台经验，有助于“走出去”的央企增强抗御风险能力，使其在海外市场上站稳脚跟，为拓展我国经济发展空间做出更大的贡献！（王振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