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英国的那位政治哲学家霍布斯,如若在天有灵,肯定会震惊于今天国家和政府的规模及力量,已远远超出他对那个一手执剑一手执杖的巨人或怪物----“利维坦”----的想像。更不用说,晚他一个世纪的亚当.斯密了。就连20世纪对市场经济有着坚定信仰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和芝加哥学派,恐怕也想不到政府扩张得如此迅速,以至他们的“有限政府”或“小政府大社会”的理想,如同柏拉图的“理想王国”,越来越成了遥不可及的天边彩虹。
仅从国债规模在过去二十年的增长,就可看到霍布斯的“利维坦”是如何疯长的。
1992年,在我刚到中国财政部国债司从事债务管理工作时,全球最发达的美国国债余额限额也就是3万亿美元。然而没过几年,克林顿政府和国会就因为要不要将国债限额提高到5万亿美元,而发生了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联邦政府不得不关门的情况。15年后的2011年,再次面临法定国债限额在14.3万亿美元基础上是否允许提高,而差一点又使联邦政府关门。不到二十年时间,美国国债法定规模就翻了5—6倍。
中国作为过去三十多年经济增长最快的新兴经济体,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国债余额尚不足1000亿元,到2010年就达到了7万多亿元,二十年间增长了70多倍。
以上数据还不包括两个国家各级地方政府和政府性机构的负债。如果综合计算,政府债务规模更是大到令人匝舌。全球其他经济体的情况基本雷同。即使以相对指标计算,比如债务余额同GDP比率,结果一样。债务规模当然能够说明政府的扩张。
巨额借债的确支撑起了不断扩大的政府支出能力,使国家力量有条件渗入到各个角落,也支撑起了越来越庞大的政府。无论是出于政客的“好心”,还是对选民的故意“取悦”,其实都是为了政客自己的选票,以及日益固化的政府性集团既得利益的维持和增进。
不排除公债对经济增长的一定作用。但过快过量的负债,不管是债务人是政府还是私人,都不可持续,最终会危及经济秩序和增长,加重全体民众的负担。这在拉美国家上个世纪的债务危机,美国白宫与国会间围绕国债限额的争斗,尤其是白宫以政府关门相胁迫,已经得到体现。
体现更明显和痛苦的,是欧洲已经爆发并尚在漫延的主权债务危机。作为人类文明最早奠基者之一的希腊,城邦制国家的繁荣和辉煌,开启了人类公共生活的一种先进方式。但时至今日,那些仍然飘荡在雅典上空和整个人类精神世界上空的古希腊先哲诸神们,看到因无度借债开支而陷入破产境地的后世国度,主权信用评级已被降到垃圾层次的CCC级,不知作何感想。毫无疑问,对于后世如此远离他们的“节制理念”,摇头叹息甚至愤怒是肯定的。当然,令他们大失所望的,远不止奥林匹克山周围的众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