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世界进入了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在这一阶段，全球化不断深化并非偶然，而是在人类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这一历史进程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是贸易、投资和金融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为了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的进程，增进对话与合作，国际社会形成了一系列的国际制度与规则，以及一系列的国际组织平台。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表现为这些平台、规则与制度。但这些制度和平台有中性的和非中性的。一方面，我们无法简单地以“好”或“坏”加以评价。尽管部分制度具有非中性，也无法否认许多制度与规则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维持稳定与有序的基石。另一方面，避免非中性制度带来的分化。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大量的公共产品，而即成的制度安排中却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无法体现它们的贡献。

　　进行全球治理，维系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规范各国互动与活动，需要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制度体系。我们不是要另起炉灶，而是要通过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努力，积极开展南北对话，进一步完善和增强全球治理的制度体系。共同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及治理制度，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创新、活力、联动、包容也正是今年G20杭州峰会的主题。如果G20正是一个展示我们诉求和主张的重要平台，那么一带一路倡议等具体举措也展示了中国对于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和进行全球经济治理的具体努力。具体来说，这些努力包括：

　　第一，分享经验，合作解决发展问题。

　　当今世界亟需寻找新的经济发展的来源，如今我们也在做一些重要的尝试，例如基础设施投资。但是，围绕如何有效地投融资和运行一个基础设施投资项目，非常需要各国之间进行经验分享。通过有效的投融资，进行可持续的、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从根本上改善民生，为发展经济提供物质层面的便利和基础。

　　第二，进行区域内和跨区域金融合作，并设置危机预防机制和信息共享平台（在金砖国家之间或在G20国家之间），以避免外部金融风险。

　　第三，调整和整合全球价值链，互通有无，积极合作。

　　这意味着寻找合适的连接点，例如，中国重新定位的产业链由于其人口老龄化的一部分，而其他一些国家的人口优势。此外，相互补充，互通有无也非常重要，例如欧洲有更先进的技术，例如清洁能源技术；欧洲有更多的项目融资的经验，如PPP（私人公共伙伴关系）等。重新分配和整合资源，有利于开发生产能力，提高效率。

　　第四，建立特别经济区（SEZ）。

　　在目标国家建立经济体区，并分享运行特区的工作经验。设立特别经济区是用多元的方法来减少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尝试，在目标国家和地区建设特区，并在当地生产，介绍和引进技术，并求得政策和环境支持，并将在经济特区生产产品出口到中国、德国和世界其他国家。

　　第五，培育信任。

　　全球经济治理与安全治理机制是不对称的。在不少区域内部，缺乏足够的安全机制，导致信任和信心的短缺，阻碍了经济一体化的进程。鼓励建立制度和培育信任的举措包括，例如，在亚洲召开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CICA）。

　　最后，避免不公平和非中性制度的危害，还要在新成立的平台（机构）和已建立的平台之间建立对话。这样的合作例如在AIIB和世界银行之间建立合作机制，共同为探索全球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治理出谋划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