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上海市委正式公布实施《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规定》，明确要求：上海市级领导干部的配偶不得经商办企业，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在上海经商办企业；实行了“一方退出”机制，对于有违规定所列情形的领导干部，由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主动退出所从事的经商办企业活动，或者由领导干部本人辞去现任职务。《规定》实施以来，上海甄别出165名市管干部需要规范，目前已全部完成规范工作。对此，上海市以后每年将按相关干部总数20%的比例进行抽查。

　　事实上，这个规定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央就出台过类似的文件，禁止领导干部子女经商。但一直以来，收效甚微，问题就出在落实上面。文件精神只是停留在纸面，对领导干部亲属经商没有起到实质性的约束作用。

　　这样做的后果就是领导干部亲属经商行为屡禁不止，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和领导干部本人的贪腐行为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互相利用，互为因果。贪腐就是权钱交易，对于某些官员来说，既然是交易，跟亲属交易岂不是最便利，最安全？于是此风愈来愈烈，近期披露的一些高官贪腐的大案要案中，高官亲属直接或者间接利用其影响，牟取暴利，已经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这一现象长期存在，愈演愈烈，一方面严重地损害了公共利益，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政府的公信力不断降低；另一方面，造成了大量的不公平竞争，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如果再继续任其发展下去，将会酿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相比之下，上海此番出台的这一规定动真格了，规定实行半年多来，全市1561名相关领导干部，被甄别出165名需要规范，并已经完成规范工作。“一方退出”机制较之于之前口头严厉，显得更具有可操作性，因此执行力度有了显著的加强。这对于领导干部个人来讲，实际上是一种爱护和保护。对于国家社会来说，则有助于实现政治清明，市场公平。

　　目前这一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绝不能止步于此，还可以从多个维度进一步深化。比如可以从领导干部进一步拓展到全体公务人员。公务人员和领导干部都掌握有公共权力，尽管权力有大有小，但亲属一旦经商，都会存在与权力结合牟取私利的可能性。因此也应该对普通公务员实行“一方退出”机制。

　　而最重要的，则是以此来推动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实行。以官员财产公开作为“紧箍咒”，预防和惩治腐败，比禁止官员亲属经商，更具有合理性、科学性、精确性和实效性。因此，现阶段，“禁商令”值得鼓励和推广，而从长远来看，“禁商令”应该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以及其他一系列相关制度一起，促成官员财产公开。（周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