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瞩目的庆安枪案，又迎来新进展。先是5月9日徐纯合妻子的两位姐姐发表声明：徐纯合的堂兄弟与铁路公安签订的补偿协议无效，并委托两名律师调查追责，接着，11日四名律师取得徐纯合母亲权玉顺的授权对此案重新追责，她表示：“我当时就说了，不要20万。”

　　庆安枪案发展到现在，俨然成了一个结，而解开这道结的最好方式就是法治。这里说的“法治”，指的是涉事几方都应“信法”，促使案件回到法治框架下解决。如今徐纯合家属一方委托律师追责，已是据法维权的体现；而当事的另一方涉事铁路公安部门，也应依法行事。

　　事实上，该案现在引发公众疑窦，就跟“法治化解决”思维的缺失有关：在枪案发生后，涉事铁路警方匆匆与死者徐纯合的堂兄弟签订“补偿”协议，但这于法于情都是不妥当的。“近亲属”的概念，在民事、刑事法律上有严格的界定，只有配偶、父母、子女等能作为法律意义上的“近亲属”，行使包括聘请律师、主张（变更、放弃）诉讼请求等权利。而这次铁路警方却是与并非死者“近亲属”的堂兄弟签订了协议，堂兄弟本身有没有得到死者母亲、妻子的授权？签订的协议是否是近亲属真实意思的表示？

　　如今徐纯合的母亲等声明之前的“补偿协议”无效，加剧了这层质疑。它也让人觉得，涉事铁路警方是急于维稳，才会“不明智”地与死者堂兄弟签了协议，导致目前自遗其咎。它跟法治思路相悖，也只会把矛盾压得更深。

　　而要促使问题沿着法治路径解决，还得有关主管部门的积极作为。需要说明的是，事发地是庆安火车站，属于铁路警方的管辖范围，并不归庆安县公安管辖，其上级单位是哈尔滨铁路公安局。但在舆论质疑声四起的情况下，该部门却一直不理不睬，形成了“平静的暴风眼”。结果，庆安县政府、哈尔滨市公安局纷纷“躺枪”，几乎被网友的口水淹没。抛开阳光司法、公民知情权不说，自己藏在掩体里，让兄弟单位顶雷，真的算有担当吗？

　　全面依法治国，如今已成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这投射到每起具体的案件中，就是要依法办案，以民众看得见的方式传递出法治公平。庆安枪案如今仍是质疑声难消，在此情境下，必须将其导入“法治路径”中来。光是家属欲依法申诉，这还不够；哈尔滨铁路公安局方面也该尽责，回应舆论关切，并责成调查，而作为上级主管单位的公安部，也该出面管管这桩大案，敦促其依法妥善地解决，真正以“法治”为公约数处理争讼和问题，以对接社会的法治正义期许。（徐明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