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北京新兴市场论坛”10月1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多位外国前政要、来自14个国家的20位外国专家学者、100余位中国学者和企业家参加会议。外国专家学者包括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地区银行的现任或前任行长和高级官员。本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美国新兴市场论坛共同举办。“2015北京新兴市场论坛”的议题为“中国与新兴市场”。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教授发表演讲时主要讨论了“如何使中国的城镇化是不可逆转的”。他指出，中国的城镇化有两个指标，一个是按照常住人口统计，另一个是按照户籍人口统计。

　　蔡昉认为，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是分享型经济发展的一个载体，因此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不希望城镇化逆转。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讨论这个话题是有意义的。第一个是中国的城镇化目前已经达到了54%。中国定义的城镇化是按照常住人口计算，也就是说你在什么地方住6个月或更久，你就是什么地方的人，因此如果你在城镇住了6个月或者更久，你就被统计为城市人口。因此我们城镇化率是指这种常住人口。按照这定义，我们现在是54%，但是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说我们有户籍制度。

　　同时，蔡昉也举例说明，也许你在城镇打工、城镇居住，但是如果你的户口还是在农村的话，那么你的身份也就还是农民，我们把它叫做农民工。按照后者来计算，即按照户籍来计算，我们中国特色的城镇化率现在只有38%。那么，现实的城镇化和户籍的城镇化两者之间还有巨大的差距。

　　蔡昉认为，城镇化进程的判断是由农村要进城的人口的数量和增长速度来决定的。我们可以看到每年农民工外出的增长速度，2005-2010年之间每年是4%，去年就降到只有1.3%，今年上半年只有0.1%，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人口的变化导致了劳动力外出的变化，劳动力外出的变化可能会影响我们未来的城镇化的速度。

　　蔡昉强调中国的城镇化有两个指标，一个是按照常住人口统计的，另一个是按照户籍人口来统计，因此这两个指标之间的差别，就是我们的中国特色，就是这个户口制度带来的。但是农民工仍然有一些不同于城镇劳动力的特点，首先，他们没有均等的公共服务，没有社会保障，没有预期的养老，他们的孩子进入中国的义务教育系统还有一定的困难。因此所有的这些因素导致了他的劳动力供给是不稳定的。

　　蔡昉认为，城镇化的涵义就是说人们从生产率低的部门，从农业生产率低的地区，从农村和中西部地区，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和地区。这种转移带来的资源的重新配制，可以带来效率的提高，提高了生产率。这种生产率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劳动力的增长，人力资本的转变，同样增加了这个中国的经济增长。

　　关于如何防止城镇化的可逆，蔡昉说，现在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叫做新型城镇化，这个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再详细一点说就是以农民工的市民化，农民工得到市民的户口，成为真正的市民，享受到均等的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这是一个核心。那么我们的习总书记也具体的说，就是说要让转移转移人口进得来，住得下，容得进，能就业和创业。

　　蔡昉认为，户籍制度改革是改革红利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一石三鸟“的改革，至少可以列举出户籍制度改革可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两项明显的效果。

　　第一，增加劳动力的供给，因为我们的增长速度下滑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我们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成本提高。那么，农民工是未来几乎是唯一的劳动力供给来源，稳定住了农民工，让他40岁以后还在城市待着，那么劳动力供给就增加了。

　　第二个，你让他有更好的制度条件，能够从生产率低的地区和部门转向生产率更高的地区和部门，那么他的资源重新配制的效率，生产率提高的效果就会继续的显现，除此之外我们也知道，1.7亿的进城农民工，还有在这个数字之外1亿在农村、本乡镇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工，加起来有2.7亿，如果这部分人改变了他的身份和消费模式的话，变成了像城里人一样的消费，我们可以想象，内需会提高多少。

　　关于如何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蔡昉强调，第一要认准了户籍制度改革是必须推进的，要下定政治决心。第二我们要有政治智慧推进这个改革，为什么推进这个改革？怎么做？现在大家看到改革好像还没有及时的推进，原因是在于说能够直接的推动改革的地方政府，不知道谁应该支付这个改革的成本、谁能够得到改革的收益。（记者/杨公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