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一颗求真的心，还有一个生疑的本性。股市的涨与跌、爆炸性事件的真与假、网络传言的信与疑，每逢大事发生，新闻常与流言相伴。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追寻真相的同时，从什么时候，公众恋上了“阴谋论”？

　　 社会学家研究发现，“阴谋论”往往在大事发生且后续充满不确定性和公众普遍担心的时候冒出来，它在社会舆论迷失方向之际给出一个貌似合理的路径，并迅速扩散。

　　 历史上流行过诸多著名的阴谋论：英国戴安娜王妃是醉酒驾车的牺牲品还是死于英国皇室的阴谋？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是真的实现了月球行走还是播放的在内华达州拍摄的影片？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遇刺，到底谁是凶手，幕后主谋究竟是谁？影星玛丽莲·梦露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她的死亡是否牵涉华盛顿的顶级政要？

　　 近年发生且流行至今的“阴谋论”还有“9·11阴谋论”，在美国一直颇有市场。民意测验显示，42%的美国人认为政府掩盖了与官方说法相矛盾的一些证据，36%的人认为联邦官员“非常可能”或“有可能”允许袭击发生，因为“他们希望美国在中东发动战争”。有趣的是，当这种“阴谋论”越传越广，官方不得不出来说话时，效果却往往适得其反。

　　 再就是关于“基地”组织头子本·拉登死亡的“阴谋论”。当时白宫宣布在巴基斯坦击毙拉登并将其海葬之后不到48个小时，“阴谋论”就产生并迅速传遍世界各地。其中的极端说法包括：拉登在美军袭击之前就已经死了；他至今仍然活着；被认为属于拉登的DNA其实并不具有决定性；白宫策划这次突击只是为了确保奥巴马总统的连任……

　　 凡事总有正反两面，甚嚣尘上的“阴谋论”似乎不完全是坏事，它往往加重了社会关注，并因此倒逼主流媒体和当局对事件真相的挖掘和信息释放。从社会政治学角度看，“阴谋论”因其社会误导性而对当局产生负压，起到“看门狗”的作用；从社会娱乐学的角度看，“阴谋论”为信息传播添加了很多“异味作料”，因此成为幽默电影、脱口秀以及网络段子的主角，反而成为社会释放压力的一个通道。

　　 “阴谋论”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文化，而且随着现代传媒力量的不断发展和升级、信息透明度、公众信息获知能力的提升，“阴谋论”文化也在加强，这就形成一个悖论：人们知道的信息越多，怀疑的就越多。

　　 谁更相信“阴谋论”？英国社会学家帕特里克的调查显示，社会人群的年龄是一个因素，比如相信肯尼迪遇刺阴谋的人在36岁以上的人群中比例最高，而那些年龄在20到35岁之间的人最容易相信“9·11”事件背后有阴谋。年轻人尤其是18岁以下的人最不容易接受“阴谋论”。再比如少数族群更容易相信“阴谋论”，原因在于他们往往是事件和信息的被动接收方；另外，收入高和学历高的人更倾向于怀疑“阴谋论”，这或许因于他们思维的批判性和知识结构对非常识性“阴谋论”的有效排查。

　　 还有一种分析认为，“阴谋论”产生的思维环境和过程往往是重大事件—重大影响—重大关联—重大疑惑。当大事发生关乎社会、个体安全和生存且无法谋得答案时，“阴谋论”就找到滋生的沃土。“阴谋论”的产生，因其“阴”而常常潜藏机谋，以图发泄、以图袭扰，甚至含有政治意图。比如当年小布什政府有关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信息释放，也是一种“阴谋论”，它的非常规在于信息的释放方是华盛顿当局，是一种阴的阳谋，当这一信息最终被证伪，小布什面临政治尴尬，而一个敌对政权及其操控者已经被美国搞掉了。

　　 “阴谋论”如此特殊的效能，使其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工具。有工于此道者甚至提出炮制一套“完美的阴谋论”的厚黑攻略：比如反社会和反权威的立场能增加人们对阴谋理论的相信程度，因此要选择一个庞大的权威组织作为对立面；还需要围绕一个重大的、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来编制阴谋理论。另外要精心构造一个能打动人的故事或者理论以俘获受众，当然还要准备好“辩护词”，一旦“阴谋论”被揭穿，要准备好退路。如此做法，就成为始于恶而终于恶的行为，这是社会最需防备和抵制的，如《阴谋政治》一书的作者、法国作家布鲁诺·费依所说，“阴谋论”的泛滥，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权威和民众之间的信任问题，但是这绝不是恶意“阴谋论”生存、泛滥的理由。（夏文辉）